家的锁或一小时步行三百公里或让打他的人身上痛而他自己不痛，还可以穿草鞋从长江上走过去会朋友，不用坐船。这后一种功夫我最欣慕，于是走了三天去那镇上拜他为师。跟这法师学了四年，我真的学到五毒梅花掌一类套数和种种散打、擒拿，却从来没有见他为我们前后好几代徒弟露一下穿草鞋过长江、时行三百公里或开家锁一类秘功，更不用说让打他的人自己痛。尽管如此，镇上的人，尤其他的贴身弟子们对其秘功深信不疑。
当今传说的大法师陈寅恪与这位传说的法术家差不多。陈寅恪不是一点功夫都没有的江湖术土，确有一身绝技——比如精通史部、集部，通晓好些西域语文，而且记忆力惊人。这些功夫陈寅恪都露过，人人见得，算不上什么“秘功”，倒像我学过的五毒梅花掌一类套数。据说陈大法师身上真正的秘功，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他深刻的思想——尤其深刻的政治思想、经世之道。的确，这类东西堪称“秘功”，不是像精通史部、集部或通晓好些西域语文那样可以轻易习得。然而，人们从来没有见到陈大法师在这方面露过一手。他倒是说过，自己对经部、子部用力不多。传说陈大法师有精通西方思想的“秘功”的人提出的证据是，陈大法师曾游学英美德法，读过不少西书。西书就一定与西方思想——遑论政治思想相干?陈大法师留学欧美时大概读了不少西人关于中亚、西亚的历史及语文的书，就像当今中国文化镇上的某位东方语文学大师留学德国长达八年之久，读的不过都是西人关于东方语文的短订琐屑之书，与西方历代大智慧的经典了不相干。相反，从来没有留过洋、也不通西文的梁子漱溟，对于泰西的经世之道就比他们懂。就算陈大法师读过《资本论》，也不等于习得了精通西方历代大智慧经典的秘功——《资本论》岂能算泰西“秘书”。更奇的传说是，陈寅恪还身怀自由主义秘功……证明是，一九四九年后有关当局要他进京，他偏不去，云云。难怪镇上的人们都晓得什么叫“自由主义”了。


其实，我拜师过的那个法术师和陈寅恪都从来没有说过自己身怀其弟子传说的那些秘功。陈寅恪从来没有说过他喜欢思想的事情、通晓西方各类经书或是个自由主义者。搞这类传说的人，大多是些在镇上开形形色色“学术”专门店和杂货铺的掌柜们，他们靠传说某个大法师根本就没有的秘功为生，与镇上南来北往的文化掮客用各自的传说争地盘、抢生意。
我迄今仍相信教我五毒梅花掌的那位法师身怀秘功，尽管我从没见过他的“秘功”，但我亲眼见过他的“秘书”——《黄道秘书》。“秘书”有几十页、线装，纸色发黄但纸质极有韧性。上面有开你家的锁或一小时步行三百公里或让打你的人身上痛而你自己不痛或穿草鞋从江上走过一类法术的咒语和咒符。咒语通常数十字，这些字我个个认得，但没有一字解得。那些咒符或简单或繁复，无不规规矩矩，我试图摹画下来，怎么也不成。我干脆把咒语全背下来，一位师兄悄悄告诉我：背下来没有用，不经法师点拨，仍不得其解。
这就是“秘传”。
“秘传”不是从不示人或人们传说有、实际上没有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有；且可以公之于世的东西。真正的“秘传”是，给你看你也看不借。“秘传”基于一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具体说来有两种技法。要么是隐秘的书写(an Esote6cText)——复杂(或相反)中的艰深、繁冗(或相反)中的玄奥，有如我在《黄道秘书》中见过的咒符，这是为圈内人写的。要么是显白的书写(an Exoteric Text)——行文相当浅显，没有你不认识的字眼，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但就是搞不懂其真实含义，有如我在《黄道秘书》中见过的咒语，这是为圈外人写的。有的时候，即便要确定一个文本究竟是隐秘的还是显白的书写，也不是那么容易。比如《灵知派经书》卷上有一篇《真理的福音》，专家们就为究竟是哪一种书写争执不休——该篇文本的整理和英译者之一坚持认为是显白书写，是“为了那些与作者并没有共同的基本神学前提的人阅读和理解”而写的，所以看起来明白易懂，其实含义深奥，非有特异工夫不能解读。
“秘传”的隐微文本当然不是随便给人看的，通常要进入一个圈子，而且在圈子中修炼到相当段数，才可以看到“秘传”。为什么我进入圈子才几个月，法师就让我看《黄道秘书》?因为我是他的门徒中惟一的高中生。其时在文革中期，文革过后我才知道，这位法师曾企图组织游击队，需要知识人，在当时，高中生已经算高级知识人。五毒梅花掌一类套数是大众都觉得有用的技艺——我就是为了习得防身术才步行五百里去拜师的，但法师教我五毒梅花掌并不是真正的目的。我的许多师兄跟了他上十年，也没有见过一眼《黄道秘书》，甚至没有听说过，而我仅仅三个月，就到手了，尽管最终没有习得秘功——那是因为我所想的仅仅是习得五毒梅花掌保身，不懂法师要搞游击队的救世微言。
仅仅因为我是知识人，我便能接近“秘书”，法师的其他弟子不是知识人——但并非文盲。这使得我们要回过头来问，派别和来源繁多的灵知派的共同特征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是灵知主义?
“灵知派教徒是希腊的知识分子”(蒂利希)，所谓灵知主义很可能是一种人类基本冲突的表现——常人信仰与非常人(灵知者)信仰的冲突。灵知人相信，通过启示，他们掌握了常人无法分享的秘密——只有极少数特别的人才能知晓的秘密。灵知经书是知识菁英们的认信表达，他们设计出种种极为精巧的宇宙论和救恩论思辨，而且其书写往往具有神秘的结构，很难成为普通人的信仰。
具体来讲，基督教灵知派主要来源于“犹太教(可能还有撒马利亚)知识人和希腊化时期的智者阶层”，他们提出的彻底拒绝现世的神学——“对现世苦难的革命性反抗”与民众的信仰杆格难通。所谓Jewish forms of Gnosis(灵知的犹太形式)源于犹太教中的知识人与普通人对信仰的不同理解的冲突：知识人不仅信靠犹太圣经，而且注重秘传的解经。秘传解经是知识人的身份象征：“青英特征已经成为灵知派特有的特征”，尽管灵知派是一个共同体，但却是“精神共同体”，“反对非属灵的、以等级方式建立并受到控制的大教会”。何谓大教会？大众之教会也。大众之教会需要教理和组织上的建制，是社会秩序的一种特定形式——像犹太教这样的全民性宗教简直就是民族性的国家形式，置身于这种形式中的知识人，不愿意让自己的精神(个人之灵)受如此形式约束———那样就成了大众之一份子，因此有犹太教中“拉比菁英的精神造反”(陶伯斯)。


在布伯看来，各民族的宗教中都有公开或隐藏的马克安主义(灵知派)，以色列精神就是要与这些各民族的马克安主义斗争(den Geist Israels gegen den offenen oder versteckten Marcionismus der Voelker zu setzen)。陶伯斯批评布伯的这一论断没有看到灵知派其实是犹太教一神论信仰危机的内在产物。据我看，不如说陶伯斯没有搞懂布伯的意思。布伯所谓“各民族”中都有的“马克安主义”泛指菁英知识人，所谓“以色列精神”则有如当今的“民粹主义”，泛指民众精神。布伯指责马克安分子将得救的灵与现存社会对立起来，视社会为不可救药的恶，而教会却看到，如此极端的救赎论会直接损害此世秩序的基础。很清楚，布伯所谓的“社会”，指民众的现世生活，灵知人将此看作恶，等于要民众成为灵知人(知识人)，这显然是一种可怕的乌托邦。卜辞中“众”作“日下三人行”，所谓“众人”就是在太阳下面劳作生息的百姓，如果他们根本无法成为灵知人，视社会为不可救药的恶，等于摸黑了百姓赖以劳作生息的太阳，他们的生活及其幸福安在?布伯反对灵知主义的乌托邦，却主张社会主义(等于民粹主义)的乌托邦，有什么不可思议?
布伯不是知识人?当然是。但他像犹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