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论主潮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20世纪后半叶，西方文论出现了注重社会性和文化性的新走向，诸如女权主义文论、解构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论、文化研究、生态批评等，在全球化语境中，成为西方文论前沿话语与最新走向。这些与"后学"（post-ism）紧密相关的新问题和新视角，使得西方文论十分活跃。 这对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产生了相当复杂的语境。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近年来正走红西方的思想家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提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在西方，这种观点倍受重视。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而且，在全球化中为什么要将尊重差异性看成非此不可的？同时在接受他者文化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有自己的文化策略和文化身份定位？
一 女权主义文论（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60年代末，欧美知识界兴起的一种新型话语。女权主义所涉猎的问题具有跨学科性质。这意味着，任何单一的学科很难完全解决女权主义文论的多层问题。激发女权主义文论产生的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也包括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因此，女权主义文论不再是仅仅重视文文本研究，而是在文学研究中关注国家、地区、种族、阶级、宗教、性倾向等女性话语问题，并在多学科范围内展开学科之间的对话。女性主义表征出从权利争求到性别视角，再到整体的人的存在的发展轨迹。在一系列激进姿态和行动之后，女权主义文论不再仅仅倡导"女性价值"，而是力图展现一种超越于纯粹男性化和女性化之上的的"第三态"思维，使原本作为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女权主义表现出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实践特征。
女权主义文论主要由两大分支组成，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她们的哲学观念、研究方法和关注对象都各有不同，但都对女权文论的社会性格外强调。女权主义英美学派经历了从60年代"女性美学"到80年代"差异比较"的发展演变。"女性美学"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玛丽·埃尔曼《想念妇女》（1968）、凯特·米勒特《性政治》（1969）、埃伦·摩尔《文学妇女》（1976）、伊莱恩·肖瓦尔特《妇女的解放与文学》（1977）、《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格巴《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玛丽·雅各布斯《妇女写作与描写妇女》（1979）。主要分析小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女性想象力的特征问题，探索女性作品中蕴含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审美体验，并对传统文学史加以质疑。而"性别差异比较"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安内特·科洛德尼《重读之图：性和文学文本的阐释》（1980）、《穿过布雷区的舞蹈：略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实践及政纲》（1980）、罗瑟琳·科渥德《女性欲望》（1984）、杰奎琳·罗斯《视觉中的性欲》（1986）、伊莱恩·肖瓦尔特编《新女性主义批评》（1985》、玛丽·朴维《规矩淑女与妇女作家》（1985）、玛丽·雅各布斯《阅读妇女：女性主义批评文集》（1986）、《浪漫主义写作与性别差异》（1990）、巴巴拉·约翰逊《差异的世界》（1987）、斯皮瓦克《在其它世界里：文化政治论文集》（ 1988）、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镜与妖女：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1989）。英美学派更为重视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着力揭示深隐在文本内部的两性对立事实以及女性话语受到压迫和遮蔽的真实状况，主张从性别差异看女性写作和阅读的特点，以及通过解构哲学、心理分析和语言学理论分析女性独特的审美心理和创作心态。
女权主义的法国学派受解构主义和拉康精神分析影响很大，其理论带有明显的解构痕迹。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是：西蒙·波伏娃《第二性》（1949）、《妇女与创造力》（1987）；朱利亚·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1974）、《语言里的欲望》（1977）、《语言--未知物》（ 1989）、露丝·依利格瑞《他者女人的反射镜》（1974）、《性别差异》（1987）、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1981），《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1989）。法国女权主义者认为，男权中心话语必须解构，因为长期以来，父权制度在确立男权中心时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在力比多机制的象征投射中放逐了女性。只有中断象征秩序，才能产生具有女性历史性性别意识的革命。因此，法国学派更为激进，把女性的写作当作反抗工具和革命实践，试图借助语言的重组来抗拒乃至颠覆既有不合理秩序。女权主义以批判的眼光对全部传统的文艺观、批评观和价值观加以质疑，暴露所有文本中潜藏的"性歧视"。它不仅要阐述女性形象中的政治含义，而且要通过文学与社会惯例的研究，以一种全新的理论视点发掘被遗忘的女性文学史。可以说，女权主义文论注意男性写作中对女性形象的臆想、歪曲和性别歧视，开启了对女性文学创作传统的找寻，清算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全面压抑和再造，完成了从"女性美学"到"性别批评"的转型。
8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论十分重视"性别差异"比较，表现出自我找寻自我确证的趋势。一些理论界的新锐采用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方法来推进一度陷入"平权"或"特质"认识误区的女权主义文论，使之发展成为探讨意识形态的印记以及性（sex）与性别（gender）系统的效果的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 ），在讨论性别差异的问题时，用社会学分析取代原有的生物决定论，在具体命题讨论中建立性别比较前提，把性别升格为范畴而非旧式的某种范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了欧美知识界以后，女权主义文论也出现了跨学科的趋向，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否定性、流动性的症候，使原本就不遵从一定之规的女权主义益发显出起伏变化的状态。
如果说，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的"被看"中发生了历史变形的话，那么，第三世界妇女则在这"变形"中沉入了历史地表。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第三世界妇女开始进入西方的"视界"之中，无论是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默默无言注视"自己的描写， 还是桑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和殖民话语》中对第三世界妇女在男权主义主观臆断中变形的描写，都既注意到在东方妇女注视下的西方妇女自我"身份问题"(克里斯蒂娃)，又注意到在西方注视下的东方妇女被看成抹平了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特殊语境的"一个同质的群体"时的"身份问题"(莫汉蒂)。
二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
解构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风靡欧美，到80年代，这一反传统、反形而上学的激进方法论已经普遍地渗透到当代文化评论和学术思维中。解构主义的词汇：消解、颠覆、反二元论、书写、话语、分延、踪迹、播撒等已被广泛运用到哲学、文学、美学、语言学研究中。它实现了哲性诗学研究的话语转型，刷新了人们对语言与表达、书写与阅读、语言与文化、文学与社会等方面的认识，影响和重塑着文学评论的性格，并开拓了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阐释领域。在解构思想中，福柯的话语分析和德里达的权力颠覆思想成为解构主义思想的中坚。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理论充满挑战性。福柯著作和思想的考古学方法，对当代人文科学有重要启示作用。而他在时代、文化和思潮中展开的理论关键，即"知识型"、"人之死"、"话语权力"、"谱系学"等重要问题。福柯的《疯狂与文明》 （1961），《词与物》英译书名为《事物的秩序》 （1966），《知识考古学》 （1969），《监禁与惩罚》 （1975）以及《性史》 （1976-1984）等，都对整个世界的后现代性思维转向发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著作试图分析疯狂、性、犯罪如何变成某种真理的
一 女权主义文论（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60年代末，欧美知识界兴起的一种新型话语。女权主义所涉猎的问题具有跨学科性质。这意味着，任何单一的学科很难完全解决女权主义文论的多层问题。激发女权主义文论产生的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也包括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因此，女权主义文论不再是仅仅重视文文本研究，而是在文学研究中关注国家、地区、种族、阶级、宗教、性倾向等女性话语问题，并在多学科范围内展开学科之间的对话。女性主义表征出从权利争求到性别视角，再到整体的人的存在的发展轨迹。在一系列激进姿态和行动之后，女权主义文论不再仅仅倡导"女性价值"，而是力图展现一种超越于纯粹男性化和女性化之上的的"第三态"思维，使原本作为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女权主义表现出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实践特征。
女权主义文论主要由两大分支组成，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她们的哲学观念、研究方法和关注对象都各有不同，但都对女权文论的社会性格外强调。女权主义英美学派经历了从60年代"女性美学"到80年代"差异比较"的发展演变。"女性美学"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玛丽·埃尔曼《想念妇女》（1968）、凯特·米勒特《性政治》（1969）、埃伦·摩尔《文学妇女》（1976）、伊莱恩·肖瓦尔特《妇女的解放与文学》（1977）、《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格巴《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玛丽·雅各布斯《妇女写作与描写妇女》（1979）。主要分析小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女性想象力的特征问题，探索女性作品中蕴含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审美体验，并对传统文学史加以质疑。而"性别差异比较"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安内特·科洛德尼《重读之图：性和文学文本的阐释》（1980）、《穿过布雷区的舞蹈：略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实践及政纲》（1980）、罗瑟琳·科渥德《女性欲望》（1984）、杰奎琳·罗斯《视觉中的性欲》（1986）、伊莱恩·肖瓦尔特编《新女性主义批评》（1985》、玛丽·朴维《规矩淑女与妇女作家》（1985）、玛丽·雅各布斯《阅读妇女：女性主义批评文集》（1986）、《浪漫主义写作与性别差异》（1990）、巴巴拉·约翰逊《差异的世界》（1987）、斯皮瓦克《在其它世界里：文化政治论文集》（ 1988）、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镜与妖女：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1989）。英美学派更为重视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着力揭示深隐在文本内部的两性对立事实以及女性话语受到压迫和遮蔽的真实状况，主张从性别差异看女性写作和阅读的特点，以及通过解构哲学、心理分析和语言学理论分析女性独特的审美心理和创作心态。
女权主义的法国学派受解构主义和拉康精神分析影响很大，其理论带有明显的解构痕迹。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是：西蒙·波伏娃《第二性》（1949）、《妇女与创造力》（1987）；朱利亚·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1974）、《语言里的欲望》（1977）、《语言--未知物》（ 1989）、露丝·依利格瑞《他者女人的反射镜》（1974）、《性别差异》（1987）、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1981），《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1989）。法国女权主义者认为，男权中心话语必须解构，因为长期以来，父权制度在确立男权中心时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在力比多机制的象征投射中放逐了女性。只有中断象征秩序，才能产生具有女性历史性性别意识的革命。因此，法国学派更为激进，把女性的写作当作反抗工具和革命实践，试图借助语言的重组来抗拒乃至颠覆既有不合理秩序。女权主义以批判的眼光对全部传统的文艺观、批评观和价值观加以质疑，暴露所有文本中潜藏的"性歧视"。它不仅要阐述女性形象中的政治含义，而且要通过文学与社会惯例的研究，以一种全新的理论视点发掘被遗忘的女性文学史。可以说，女权主义文论注意男性写作中对女性形象的臆想、歪曲和性别歧视，开启了对女性文学创作传统的找寻，清算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全面压抑和再造，完成了从"女性美学"到"性别批评"的转型。
8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论十分重视"性别差异"比较，表现出自我找寻自我确证的趋势。一些理论界的新锐采用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方法来推进一度陷入"平权"或"特质"认识误区的女权主义文论，使之发展成为探讨意识形态的印记以及性（sex）与性别（gender）系统的效果的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 ），在讨论性别差异的问题时，用社会学分析取代原有的生物决定论，在具体命题讨论中建立性别比较前提，把性别升格为范畴而非旧式的某种范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了欧美知识界以后，女权主义文论也出现了跨学科的趋向，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否定性、流动性的症候，使原本就不遵从一定之规的女权主义益发显出起伏变化的状态。
如果说，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的"被看"中发生了历史变形的话，那么，第三世界妇女则在这"变形"中沉入了历史地表。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第三世界妇女开始进入西方的"视界"之中，无论是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默默无言注视"自己的描写， 还是桑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和殖民话语》中对第三世界妇女在男权主义主观臆断中变形的描写，都既注意到在东方妇女注视下的西方妇女自我"身份问题"(克里斯蒂娃)，又注意到在西方注视下的东方妇女被看成抹平了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特殊语境的"一个同质的群体"时的"身份问题"(莫汉蒂)。
二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
解构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风靡欧美，到80年代，这一反传统、反形而上学的激进方法论已经普遍地渗透到当代文化评论和学术思维中。解构主义的词汇：消解、颠覆、反二元论、书写、话语、分延、踪迹、播撒等已被广泛运用到哲学、文学、美学、语言学研究中。它实现了哲性诗学研究的话语转型，刷新了人们对语言与表达、书写与阅读、语言与文化、文学与社会等方面的认识，影响和重塑着文学评论的性格，并开拓了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阐释领域。在解构思想中，福柯的话语分析和德里达的权力颠覆思想成为解构主义思想的中坚。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理论充满挑战性。福柯著作和思想的考古学方法，对当代人文科学有重要启示作用。而他在时代、文化和思潮中展开的理论关键，即"知识型"、"人之死"、"话语权力"、"谱系学"等重要问题。福柯的《疯狂与文明》 （1961），《词与物》英译书名为《事物的秩序》 （1966），《知识考古学》 （1969），《监禁与惩罚》 （1975）以及《性史》 （1976-1984）等，都对整个世界的后现代性思维转向发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著作试图分析疯狂、性、犯罪如何变成某种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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