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所关注的精神救赎与身体解放问题。

       博德里亚认为，在后现代时期，消费社会已经进入一种文化身份的符号争斗中。商品权力话语消解了高雅文化的壁垒而与通俗文化合谋，轻而易举地通过大众传媒侵入到当代文化的神经，将日常生活作为市场需求和世俗文化模式设定为当下社会文化的普遍原则，并企图将消费主义作为当代人生活的合法性底线。于是在哲学"元话语"失效和中心性、同一性话语消失后，人们在焦虑、绝望中寻找到解决信仰危机的方法。

       在后现代"新类像时代"，全球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和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像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正在取代生产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在这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日益重要的媒体重新界定着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并打破了表层与深层意义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各种信息图象的纷至沓来，人们在购买消费、感受世界、关注问题或参加社会活动中，受到传媒越来越多的同步性信息获得的制约。镜头的意向性代替了个体的价值判断，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向性变得更加微弱，新闻报纸和电视板块的导向成为人们的"人生指南"。于是一些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了独立思考写作，而成为一个在大众传媒中不断言说者。

       博德里亚对现代性的反思，对消费社会生产之镜的社会文化分析，在当代世界的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力。他已经洞悉后现代传媒在加剧人们心灵的异化、在肢解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严重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  这是颇具独到眼光的。

       七  当代文化转型中的后学问题

       关于文化转型中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问题，学术界认识差异很大。有的从时间矢量线性发展角度看认为"新的就是好的"，有的从超越层面认为"好的就是好的"，还有站在前现代立场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有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进行同步批判的"价值批判主义"等。这些问题值得认真分梳。

       首先，政治权力话语分析。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不是本质主义的一元论，相反可以分层：从政治权力角度看，前现代是封建社会，所以很多指责据此而来，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封建"吃人"意识等；现代是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断在批判资本主义，而我们今天却有人说，要抛弃前现代的传统性，毫不批判毫不保留地进入现代资本主义，我认为这里问题不少的。同样，后现代主义其实是后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连，它不再是"殖民"，也不再是"殖地"，但是它"殖心态""殖文化"，即建立一种后殖民心态、后殖民文化、后殖民语言。因而从政治权力这个分析三个社会形态的复杂关系是必要的。

       第二，经济权力话语分析。将前现代称为欠发达国家或者不发达国家，现代称为发达国家，后现代称为超发达国家。问题在于，中国在前现代是欠发达国家，应该全盘走向现代性甚至后现代。这种以"后"为高的看法，使得生产环节的经济决定论和消费环节的消费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不可小看的隐患。

       第三，信息传播话语分析。前现代是手写纸介媒介时代，"学而优则仕"使知识分子学的目的是为官，其中充满问题。信息传播是现代资产阶级印刷时代，是知识精英掌握了文化的阐释权、文化阐释的角度、文化阐释的结论的时代--"知识就是力量"。到了后现代时期的电子媒介再生产出大众文化--"众声喧哗"。这种由"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到印刷时代知识精英的"知识就是力量"，然后到大众传媒平面的"众声喧哗"的发展演进，使得评价开始出现差异：有些人醉心于大众文化，而对后现代的东西表示认同；有些人很崇拜知识精英，所以对学院派知识分子抱以很大希望；但也有一些人更喜欢民间立场的带有原始回归的东西，而可能对前现代的东西很感兴趣。但是对现代后现代的倾心成为时代的主潮。这种差异性仍然没有逃离以"后"为好的格局。

       第四，价值层面的问题分析。对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信息传播层面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可以注意到后现代复杂性差异性，应从更高的价值层面加以分析。如果从印刷时代的媒体角度去谈政治，从政治方面去谈经济，都是不得要领的。在价值层面上我赞同的是：应该以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当今同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就可以避免站在自然的角度、站在神性的角度、站在理性的角度、站在意志的角度、站在本能的角度来考察三者关系的盲视和误读。我们只可能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的基本平台。说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角度，做出怎样的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与我们的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可以说，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

       对中国而言，不是全面植入后现代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面展开中择优而行。因此，对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信息传播层面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当从更高价值理论层面加以分析：应该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如今同时态呈现在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的基本价值平台。说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角度，做出怎样的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与我们的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今天，在西方中心主义逐渐式微以后，东方文化精神逐渐成为边缘文化对中心文化的校正和互动。当今出现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或者又称为"生态诗学"（Ecopoetics），无疑有中国文化精神的资源整合在其中。即注重当代世界文化精神的生态平衡和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对诸多复杂的问题有新的透视角度。人文生态问题成为当代问题的汇聚点，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在全球化消费主义发展进程中，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Ego（自我）与Eco（生态）有着内在的和谐联系，需要均衡发展。然而，在这个日常消费生活的名牌政治社会中，这种和谐却被一再地破坏了。我们需要不断审理全球化文化生态失衡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意义流失，并进而对网络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正负面功能加以清算，调整并重建人文精神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