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论主潮(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究，无意于做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对后现代主义保持清醒的认识的学者，如理?查·罗?蒂、佛克马、赛义德等。正是这种"推进"、"批判"、"研究"的合力，构成了起伏跌宕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张扬一种"文化批评"精神，力图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性、整体性观念，而倡导综合性、无主导性的文化哲学。后现代性的显著标志是：反乌托邦、反历史决定论、反体系性、反本质主义、反意义确定性，倡导多元主义、世俗化、历史偶然性、非体系性、语言游戏、意义不确定性。
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德(J.F.Lyotard,1924-1998)以独特的"解中心"视界，将后现代是否可能的问题转化为后现代时期知识状态的研究。他对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认为传统的合法化因时过境迁而失效，只有通过"解"合法化(delegitimation)，走向后现代的话语游戏的合法化。换言之，那种以单一的标准去裁定所有差异也统一所有话语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已被瓦解，自由解放和追求本真的"两大合法性神话"、或两套"堂皇叙事"已消逝。如此一来，科学真理只不过是多种话语中的一种"话语"而已，与人文科学"话语"一样，不再是"绝对真理。后现代境况的不同往昔，使后现代文艺美学发生了变化。利奥塔德认为，"后现代属于现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想成为现代作品，必须先是后现代的才行。因此，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期。而且，这一状况是不断地持续下去的。"利奥塔德这一论点，表面上似乎矛盾，其实包含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是其后现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利奥塔德认为存在两个划分后现代的标准：其一是历时态标准：后现代主义是不同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一个历史时期，它由60年代发生发展，将随历史而不断地向后延展。其二是共时态标准：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征为：消解、解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专事反叛，冲破旧范式，不断地逐后追新。这种后现代文化精神是利奥塔德衡量任何文化现象是否具有后现代性的圭臬。
利奥塔德认为：科学在追求真理的要求中，一方面逐步解拆牛顿式宇宙论殿堂，同时，使科学更进一步地占领了人文科学的地盘，并宣告作为同源叙事的人文最高范式和整体叙事的失效。后现代来临，在知识领域悄悄地进行着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1)研究的范式发生了逆转：由外在呼唤人生解放、理想、正义等堂皇话语转入人的意识拓进、语言游戏和结构分析，由追求传统同一性辩证法转到现代否定辩证法；(2)学者的使命变了：不再具有"元话语"，转向日趋精细剔解与局部论证；由知识的启蒙变为知识专家控制信息；(3)教育的本质变了：学生不再是关切社会解放的"自由精英分子"(liberal elite)，而是在终端机前面获取新型知识的聆听者；教师再也不是传统传道授业解惑的精神导师，其地位将被电脑信息库所取代，出现在学生面前的不再是教师，而是终端机；学校中心场所不再是教室、图书馆，相反，数据库成了明日的百科全书，其所存信息超过了任何听者的容量和接受力。数据库成为后现代人的本性。
后现代主义往往通过边缘、外在、异己，对中心、内在、秩序加以嘲弄、颠倒、斥责，以贬损正统、消解中心、否定等级、上下移位、前后错置，并在对各种文本的新阐释中，强调比喻性的文字。这表明后现代批评家通过比喻性语言将作者和读者引到文本深隐的另一面，去揭示那被洞见所蒙蔽的矛盾焦点和习焉不察的自我否定意义，从而瓦解原意的向心性，打破作品形式的束缚力量，超越一切逻辑链条的桎梏，以一种全新的视界，一种自由创新的形式，使文本语言活泼起来，达到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境界，使代表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解读，真正禀有"文化相异性"和"多音谐调"的后现代性。
四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
新历史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学界。它在70年代末已经初露端倪，即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而且这种阐释文学文本历史内涵的独特方法日益得到西方文论界的认可，一大批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也日益受到批评界的关注，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有：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蒙托斯(Louis Adrian Montrose)、维勒(Don E.Wayne)等。新历史主义是一个具有庞杂知识体系和学术范式的学派。它诞生于美国，而受欧陆思想的薰染，并呼应德法思想的冲突演进。这使它有可能跳出狭窄的文本视界，获得新的更为客观的视野，去洞悉后现代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现代文化工业的生产、消费规律，并通过时代意识的调节和文本分析与历史透视的方法。
新历史主义的具体文本的阅读和批评，源于80年代文艺复兴研究领域。它重新剥离并命名不同种类的写作实践，以政治化解读的方式从事文化批评，关注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和历史语境，将文艺复兴的趣事佚闻纳入"权力"和"权威"的历史关系中，以边缘、颠覆的姿态拆解正统学术，以怀疑否定的眼光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加以质疑，在文本和语境(context)中将文学和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最终从文本历史化到历史文本化，从政治批评到批评的政治。 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研究，成为格林布拉特最主要的工作。这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二是文学人物与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学与社会具有一种不可截然划分的关系，正是在这复杂的关系网络中，个人自我性格的塑造，那种被外力强制改塑的经验，以及力求改塑他人性格的动机才真正体现为一种"权力"运作方式。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新历史主义通过"小历史"的发掘重新修复了文学的社会流通的双重性， 这促使当代文艺理论必须调整并重新选择自我的位置：不是在阐释之外，而是在"谈判(商讨)"和"交易"的隐密处。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批评，超越了西方激进主义思潮那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再满足于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形态、权力话语与个体话语、文化统治与文化反抗、中心与边缘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看到二者之间不是单纯的对抗关系，而且有认同、利用、化解、破坏等一系列文化策略和交错演化。新历史主义对文学史的意义在于：对旧历史小说主题人物加以剥离，对旧经学加以反拨，对旧的意识形态加以颠覆，使新历史文学走向了重新解释历史，再造历史，再造心态史，再造文化史的新话语，从而具有了新的理论和实践的阐释框架。任何文学文本的解读在放回到历史语境中的同时，就放回到"权力话语"的结构中，它便承担了自我意义构成与被构成、自我言说与被权力话语言说、自我生命"表现"与被权力话语压抑的命运。因此，进入历史和文学文本，就意味着对自我意识在主导意识形态中被同化进而丧失应保持清醒的理论自觉，对压制文本的"权力"加以拆解，剥离文本中那些保留个体经验的思想、意义和主题的存在依据，揭示其背后被压制的权力结构，并且挑明意识形态结构与个体心灵法则对抗所出现的种种新异意识和思想裂缝。在这个意义上，新历史话语表明，文学是历史空间中最易被激活的思想元素，它参与了历史的新发展进程，参与了对现实的文化思想史的重写。
五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它与后现代理论相呼应，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消解权威、倡导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中，开始崭露头角，并以其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纠正了本世纪上半叶的纯文本形式研究的偏颇，而具有更广阔的文化视域和研究策略。殖民主义诸种理论，旨在考察昔日欧洲帝国殖民地的文化(包括文学、政
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德(J.F.Lyotard,1924-1998)以独特的"解中心"视界，将后现代是否可能的问题转化为后现代时期知识状态的研究。他对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认为传统的合法化因时过境迁而失效，只有通过"解"合法化(delegitimation)，走向后现代的话语游戏的合法化。换言之，那种以单一的标准去裁定所有差异也统一所有话语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已被瓦解，自由解放和追求本真的"两大合法性神话"、或两套"堂皇叙事"已消逝。如此一来，科学真理只不过是多种话语中的一种"话语"而已，与人文科学"话语"一样，不再是"绝对真理。后现代境况的不同往昔，使后现代文艺美学发生了变化。利奥塔德认为，"后现代属于现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想成为现代作品，必须先是后现代的才行。因此，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期。而且，这一状况是不断地持续下去的。"利奥塔德这一论点，表面上似乎矛盾，其实包含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是其后现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利奥塔德认为存在两个划分后现代的标准：其一是历时态标准：后现代主义是不同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一个历史时期，它由60年代发生发展，将随历史而不断地向后延展。其二是共时态标准：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征为：消解、解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专事反叛，冲破旧范式，不断地逐后追新。这种后现代文化精神是利奥塔德衡量任何文化现象是否具有后现代性的圭臬。
利奥塔德认为：科学在追求真理的要求中，一方面逐步解拆牛顿式宇宙论殿堂，同时，使科学更进一步地占领了人文科学的地盘，并宣告作为同源叙事的人文最高范式和整体叙事的失效。后现代来临，在知识领域悄悄地进行着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1)研究的范式发生了逆转：由外在呼唤人生解放、理想、正义等堂皇话语转入人的意识拓进、语言游戏和结构分析，由追求传统同一性辩证法转到现代否定辩证法；(2)学者的使命变了：不再具有"元话语"，转向日趋精细剔解与局部论证；由知识的启蒙变为知识专家控制信息；(3)教育的本质变了：学生不再是关切社会解放的"自由精英分子"(liberal elite)，而是在终端机前面获取新型知识的聆听者；教师再也不是传统传道授业解惑的精神导师，其地位将被电脑信息库所取代，出现在学生面前的不再是教师，而是终端机；学校中心场所不再是教室、图书馆，相反，数据库成了明日的百科全书，其所存信息超过了任何听者的容量和接受力。数据库成为后现代人的本性。
后现代主义往往通过边缘、外在、异己，对中心、内在、秩序加以嘲弄、颠倒、斥责，以贬损正统、消解中心、否定等级、上下移位、前后错置，并在对各种文本的新阐释中，强调比喻性的文字。这表明后现代批评家通过比喻性语言将作者和读者引到文本深隐的另一面，去揭示那被洞见所蒙蔽的矛盾焦点和习焉不察的自我否定意义，从而瓦解原意的向心性，打破作品形式的束缚力量，超越一切逻辑链条的桎梏，以一种全新的视界，一种自由创新的形式，使文本语言活泼起来，达到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境界，使代表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解读，真正禀有"文化相异性"和"多音谐调"的后现代性。
四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
新历史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学界。它在70年代末已经初露端倪，即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而且这种阐释文学文本历史内涵的独特方法日益得到西方文论界的认可，一大批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也日益受到批评界的关注，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有：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蒙托斯(Louis Adrian Montrose)、维勒(Don E.Wayne)等。新历史主义是一个具有庞杂知识体系和学术范式的学派。它诞生于美国，而受欧陆思想的薰染，并呼应德法思想的冲突演进。这使它有可能跳出狭窄的文本视界，获得新的更为客观的视野，去洞悉后现代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现代文化工业的生产、消费规律，并通过时代意识的调节和文本分析与历史透视的方法。
新历史主义的具体文本的阅读和批评，源于80年代文艺复兴研究领域。它重新剥离并命名不同种类的写作实践，以政治化解读的方式从事文化批评，关注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和历史语境，将文艺复兴的趣事佚闻纳入"权力"和"权威"的历史关系中，以边缘、颠覆的姿态拆解正统学术，以怀疑否定的眼光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加以质疑，在文本和语境(context)中将文学和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最终从文本历史化到历史文本化，从政治批评到批评的政治。 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研究，成为格林布拉特最主要的工作。这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二是文学人物与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学与社会具有一种不可截然划分的关系，正是在这复杂的关系网络中，个人自我性格的塑造，那种被外力强制改塑的经验，以及力求改塑他人性格的动机才真正体现为一种"权力"运作方式。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新历史主义通过"小历史"的发掘重新修复了文学的社会流通的双重性， 这促使当代文艺理论必须调整并重新选择自我的位置：不是在阐释之外，而是在"谈判(商讨)"和"交易"的隐密处。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批评，超越了西方激进主义思潮那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再满足于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形态、权力话语与个体话语、文化统治与文化反抗、中心与边缘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看到二者之间不是单纯的对抗关系，而且有认同、利用、化解、破坏等一系列文化策略和交错演化。新历史主义对文学史的意义在于：对旧历史小说主题人物加以剥离，对旧经学加以反拨，对旧的意识形态加以颠覆，使新历史文学走向了重新解释历史，再造历史，再造心态史，再造文化史的新话语，从而具有了新的理论和实践的阐释框架。任何文学文本的解读在放回到历史语境中的同时，就放回到"权力话语"的结构中，它便承担了自我意义构成与被构成、自我言说与被权力话语言说、自我生命"表现"与被权力话语压抑的命运。因此，进入历史和文学文本，就意味着对自我意识在主导意识形态中被同化进而丧失应保持清醒的理论自觉，对压制文本的"权力"加以拆解，剥离文本中那些保留个体经验的思想、意义和主题的存在依据，揭示其背后被压制的权力结构，并且挑明意识形态结构与个体心灵法则对抗所出现的种种新异意识和思想裂缝。在这个意义上，新历史话语表明，文学是历史空间中最易被激活的思想元素，它参与了历史的新发展进程，参与了对现实的文化思想史的重写。
五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它与后现代理论相呼应，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消解权威、倡导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中，开始崭露头角，并以其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纠正了本世纪上半叶的纯文本形式研究的偏颇，而具有更广阔的文化视域和研究策略。殖民主义诸种理论，旨在考察昔日欧洲帝国殖民地的文化(包括文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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