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是甘肃酒泉县一个关押右派犯人的劳改劳教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级纠正了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并开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时幸存者还不到一半。

　　高尔泰是夹边沟农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在其近作《寻找家园》中，高尔泰以细腻的笔触，冷峻的语调回忆了几个夹边沟难友，几个难友相同的悲惨遭遇令人唏嘘不止，而他们在严酷的环境下所呈现的不同的人生品质又让人掩卷沈思。

一　安兆俊：「记住，不光是要活下去，还要活出意义来。」

　　1958年10月1日，高尔泰所在的新添墩分场四个大队全体人犯，天不亮即起床赶路，步行两、三个钟头，到达场本部所在地夹边沟，参加庆祝国庆大会。

　　庆祝大会一开始是全体人犯合唱《国际歌》，接着是刘场长训话。照例都是套话，听得高尔泰昏昏欲睡。「突然有几句话，像锥子似地钻进了耳朵：……个别人狗胆包天，竟敢记秘密日记……没有马上治你，是为了给你一个主动坦白的机会……你不坦白，就看你表演……我脑子里轰地一下，响起了无数蝉鸣，完全清醒了。」1

　　原来，高尔泰一年前进农场时就带了一堆书，还有一本日记。「里面都是那种懵懂年龄里一个自由爱好者一闪一现的小感想。诸如『一个社会里个人自由的程度，是这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或者『我的世界是这么大，这么千山万水无穷无尽；我的世界又这么小，这么咫尺千里寸步难行』之类。毫无操作意义，本身微不足道。但要是被别人拿到，后果却十分严重。在那右派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年代，没人代为保管，又不甘心销毁，只有带在身上，终于一直带到农场来了。」2

　　听了场长的话，高尔泰直感到天旋地转。「一时间我觉得，好像脚下的土地在往下沈。别说是外面的形势，周围这些捉虱子缝纽扣打瞌睡的人们，也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幻影了。想起了父亲母亲姐姐和妹妹，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我担心，再也见不着他们了。」3

　　当然是一场虚惊。

　　农场的农业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安兆俊已偷偷把那本日记烧了。安兆俊是历史学家，原先在民族学院研究新疆史。是夹边沟农场第一批关进来的右派分子之一。当时，在劳改队和劳教队，用犯人来管理犯人是普遍的事（这一点与纳粹集中营的做法很类似），安兆俊便当上了农业大队的大队长。因为是队长，管教干部们忙不过来时，也把一些杂事交给他做，其中包括把没收来的东西分类登记。这样，他才有机会看到了高尔泰的那本日记，他知道这日记是祸根，就冒险偷偷藏起来，「趁帮竈时，丢在炉膛里烧了」。

　　奥地利医生弗兰克曾被囚禁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关于集中营里的俘虏，他说过一番发人深省的话：「集中营中的生活经验，显示出人的确有选择的余地。有太多太多的实例足以证实：冷漠的态度是可以克服的，暴躁的情绪也可以控制。人『有能力』保留他的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独立，即便是身心皆处于恐怖如斯的压力下，亦无不同。

　　在集中营呆过的我们，都还记得那些在各房舍之间安慰别人，并把自己仅余的一片面包让给别人的人。这种人即使寥若晨星，却足以证明：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惟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4而「正是这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满意义且有其目的。」5

　　可以肯定地说，安兆俊正是没有被苦难、被严酷的环境剥夺了「人性最后的自由」的人，所以，尽管身陷囹圄，尽管饱受折磨，他仍做到了「使得生命充满意义且有其目的」。

　　安兆俊看了高尔泰的日记，很喜欢这个有思想的年轻人，也为他担心，怕他承受不了农场非人的折磨，于是，他冒险找了个机会，对高尔泰说了一番推心置腹而又语重心长的话6：

……真担心你的承受能力。处境越是绝望，人也越容易沮丧。特别是我们这种，都是些孤独的个人，没有个组织的支援，没有个舆论的声援，也没有个社会的同情，……我们这里，名演员偷别人的馒头，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大音乐家涎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学者，为抢着刮桶，打架不要命，这样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于自打耳光，告小状、一年到头不洗脸不梳头不补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这都是精神崩溃的表现。现在死掉的人越来越多，我想除了饿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溃，也是一个原因。你还年轻，一定要坚强些，再坚强些，要学会经得起摔打。这个，谁也帮不上忙，全靠你自己了。说着他瞟了一下闹钟，站起来，说，回去了好自为之。记住，不光是要活下去，还要活出意义来。

　　这番话很诚恳，也很精辟，对身处绝境看不到出路的高尔泰来说，安兆俊这番开导堪称及时雨。高尔泰由此意识到，即使在这样让人绝望、让人窒息的环境下，也能够「活出意义来」。事实上，对于任何年代、任何处境下的人，安兆俊这番话也如暮鼓晨钟一样令人警醒。

　　安兆俊这番话让我想起弗兰克的名著《活出意义来》（我疑心安兆俊可能看过这本书，并深受影响，因为身处夹边沟的安兆俊的一言一行酷似集中营里的弗兰克）。在这本书里，有这样一段话7：

忙碌而积极的生活，其目的在于使人有机会了解创造性工作的价值；悠闲而退隐的生活，则使人有机会体验美、艺术或大自然，并引为一种成就。至于既乏创意、又不悠闲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机会提升其人格情操，并在备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选择其生活态度。

安兆俊就是通过冒死救助他人，冒死开导他人，而使自己被囚禁的生命变得富有意义，可以说，狱中生活为他提供了「提升其人格情操」的机会。

　　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曾被囚禁在寒冷的西伯利亚集中营里。他说：「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安兆俊在高压下不屈从于强权的淫威，冒死守住完全的内在自由，从而使自己的生命抵达一个崇高的精神境界，可以说，夹边沟险恶的环境为他提供了获得精神价值的机会。如果他听说过陀斯妥耶夫斯基那句话，他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我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我的言行举止完全配得上我的痛苦。

　　「人在世间要受到许多痛苦与灾难，但是，当人们身处这些痛苦与灾难仍然能够自觉地选择某种道德及利他的行为时，他便无形中把痛苦与灾难转换成了某种人生的成就；因其有此成就，而使他在痛苦与灾难之中获得了意义与价值；因其有意义与价值，而使他有了活下去的愿望与追求；因其有了这样的愿望与追求，他就有可能在最为艰难的处境下、在最最痛苦的状态里生存下去，从而使自我的生命保有了尊严，显示出熠熠光辉来。」8

　　我想，把这番话用在安兆俊身上，也是十分贴切的。

　　不过，夹边沟农场的生存环境实在太恶劣，血肉之躯要经得住非人的折磨，光靠意志还不够，还得有恰当的方法。

　　纳粹集中营里的弗兰克某一天实在厌倦透了，于是，他强迫自己把思潮转向另一个主题。「突然间，我看到自己置身于一间明亮、温暖、高雅的讲堂，并且站在讲坛上，面对着全场凝神静声的来宾发表演说。演说的题目则是关于集中营的心理学！那一刻，我所受的一切苦难，从遥远的科学立场看来全都变得客观起来。我就用这种办法让自己超越困厄的处境。我把所有的痛苦与煎熬当成前尘往事，并加以观察。这样一来，我自己以及我所受的苦难全都变成我手上一项有趣的心理学研究题目了。」9

　　身处困境，只有「把所有的痛苦与煎熬当成前尘往事」，才能「让自己超越困厄的处境」，因为，人必须有一个未来的目标，才能启动内心的力量。用弗兰克的话来说，就是「人就这么奇特，他必须瞻望永恒，才能够活下去。」

　　安兆俊也用了同样的方法，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