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个中心很可能是个空洞。皇帝既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又是一个脆弱可怜的人。"我们的国家是如此之大，任何童话也想象不出她的广大，苍穹几乎遮盖不了她--而京城不过是一个点，皇宫则仅是点中之点。作为这样国度的皇帝却自然又是很大，大得凌驾于世界一切之上的。可是，那活着的皇帝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他跟我们一样躺在一张卧榻上……"长城是一个传说，皇帝也是一个传说。他是帝国组织的根据，百姓想象中的一个虚位。或许帝国本身就是荒诞的，像长城那样荒诞。小说叙述越往后就越显得逻辑混乱，相互矛盾、语焉不详的句子越来越多，帝国有一个皇帝，"大得凌驾于世界一切之上"，"我们"都生活在"他"的旨令中。可是，我们谁也无法接近"他"或认识"他"。他在遥远的都城与九重宫殿的中心，在谁也说不清楚的遥远的朝代中。京城与皇帝，就像"一条千百年来在太阳底下静静地游动的云彩"，不可理喻，这种空间与时间中的难以逾越的距离，加强了帝国本身的神秘感。可以隐喻的东西不可以理喻。小说的语气在前后两部分差别很大。第一部分以分析为主，经常还表现出雄辩，第二部分则以模棱两可的、呓语般的叙述为主，模棱两可、语焉不详处多多。
       真正的荒诞恰恰是无法思考的。或许只能通过修筑长城这一象征来把握或接近帝国的意义，当你真正要解释帝国本身机构时，就无能为力或不着边际了。"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半文明的教育把那多少世代以来深深打进人们头脑的信条奉为崇山，高高地围绕着它们起伏波动，这些信条虽然没有失去其永恒的真理，但在这种烟雾弥漫中，它们也是永远模糊不清的"。《万里长城建造时》没有写完，嘎然而止处，就像一部机器高速运转的时候，关键部位的螺丝钉突然崩飞了。
       梦幻总在无端处开始，又在无端处结束。长城、皇帝、奔波在帝国大道上的领导者、在荒野筑城或在庭院纳凉的百姓，整个帝国像亘古天幕下苍老的浮云，神秘而遥远。卡夫卡在小说中一再通过不同意象强调长城帝国在空间上的广阔与时间中静止的永恒性。从叙事者"我"的家乡南方到帝国的京城"千里迢迢"，那是一种无法想象的遥远，不仅老百姓永远也无法到达甚至想象京城，连皇帝的谕旨也无法传达到那些"可怜的臣民，在皇天的阳光下逃避到最远的阴影下的卑微之辈"，那是一条"几千年也走不完"的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叙事中空间的概念多是确定的，如京城、南方，甚至西藏，相对的时间概念却模糊不清。首先是叙事时间，叙事者说长城动工时他20岁，但叙事中似乎又暗示了满清的灭亡。他一再强调一种"今夕是何夕"的感觉。老百姓传说的皇帝，可能在千年之前已经被谋杀了，京城也早已变成了堆积如山的垃圾堆。"最古老的历史上的许多战役现在才刚刚揭晓"，战争和革命多少年来都无法改变帝国，"村口的小圆柱上蟠曲着的那条圣龙，还在"对着京城方向喷火以示效忠"帝国在百姓的心中，就像"一朵千百年来在太阳底下静静地游动的云彩"。一个古老的帝国活在当代，本来就是非时间性的，就像万里长城，在广阔的帝国空间中延伸，但在数千年的时光中，却像石头一样凝固不动。



二


       "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卡夫卡叙述中华帝国修筑长城的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真正关注或了解中国的长城。小说不过是一种形式，在卡夫卡病魔纠缠的想象中，千年帝国在无限辽阔的土地上修筑万里长城，事件本身就是个普遍的、神秘的、明显具有荒诞意味的象征。"我们中国人有某些民间的和国家的机构特别明确，而有些又特别含混。……而长城的建筑实质上也是跟这些问题相关的。"
       或许细读分析可以使我们朦胧之中感受或猜测到小说的某种意义。专制帝国是一个庞然怪物，只有在它运作起来的时候，才能展现它荒诞惊人的神秘。人们可以从修建金字塔了解古埃及帝国，从修建泰姬陵了解莫卧儿帝国，从修建万里长城了解中华帝国，在西方人看来，所有的东方帝国都在历史上完成过这种震慑天下耳目的浩大工程，而只有在这些令人眩目的不可思议的奇迹中，你才能理解那个像一部巨大的机器一样的复杂的家长式专制政体以及作为部件的无谓的个人的意义。卡夫卡真正表现的是权威中心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人的存在状况，专制制度下个人与集体、领导与民众的关系，以及权力效率规模与组织一体化的问题。修筑长城不过是一个象征。  
       天书般的小说获得某种解释的可能性，关键在于重建构成其文本的意义结构与话语语境。修建长城只是在卡夫卡想象与思考帝国机构与个人心理中的家长式专制倾向时，才作为象征出现的。问题是在卡夫卡的视野中，长城是如何获得这种象征意义的？卡夫卡用小说的形式思考东方帝国，却将选择的素材或"本事"落实到中国，中华帝国究意在什么样的知识与想象背景上，获得了卡夫卡小说中的典型形象？卡夫卡并没有直接的中国经验，他的创作与想象都是文本中的，那些构筑卡夫卡小说意义的文本谱系是什么？最终能够解释《万里长城建造时》的意义的，不是中国的长城或制度与历史，而是西方关于中国与长城的观念与想象传统。
       文本及其象征是在话语中获得意义的。按照福柯的观点，话语是有关特定主题或对象的、意味着特定规训与策略的一整套内在统一、相互关联的表述，它为个别文本提供思考与言说的假设、规则与期待。赛义德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出发研究东方学或东方主义，指出东方学（Orientalism）是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时期西方表述作为"文化他者"的"东方"的一种话语方式，其中不仅包含着西方对东方各种离奇的想象，还意味着一套严肃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与权力运作规则。它由"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分配"，形成一种知识谱系或观念群，规定着个别作家文本的观念基点、意义结构，为其提供特定词汇、意象、修辞技巧甚至母题种类。赛义德认为福柯忽略了单个文本或作家的意义，主张使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揭示"单个文本或作家与其所属的复杂文本集合体之间的动态关系"。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归纳为"策略性定位"与"策略性建构，""……策略性定位，一种根据其所写的与东方有关的作品来描述作者在文本中的位置的方法，以及策略性建构，一种分析文本与文本群、文本类型在自身内部以及在更大的文化语境中聚集、凝结和获取现实指涉力的方式二者之间关系的方法。我使用"策略"这一概念仅仅是为了确认每位写作东方题材的作家都面临的问题：如何把握这一题材，如何接近这一题材，如何才能不为其高深、其范围、其令人可畏的广度所挫败或击倒。任何就东方进行写作的人都必须以东方为坐标替自己定位；具体到作品而言，这一定位包括他所采用的叙述角度，他所构造的结构类型，他作品中流动的意象、母题的种类--所有这一切综合形成一种精细而复杂的方式，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发掘东方的内蕴，最后，表述东方或代表东方说话。然而，这一切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位就东方进行写作的作家都会假定某个先驱者、某种前人关于东方的知识（甚至就荷马进行写作的作家也同样如此）的存在，这些东西成为他参照的来源、立足的基础。此外，每一关于东方的作品都会使自己与其他作品、与读者、与公共机构、与东方自身紧密关联在一起。于是，作品、读者和东方的某些特殊方面之间的复杂关系整体就形成了一种可供分析的结构……"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尽管不包括中国，但西方现代文化中无疑也存在着一套表述中国形象的话语，说它是汉学主义或中国主义都可以。它由各类有关中国的相互指涉的文本构成，为卡夫卡的小说提供了基本素材、叙事角度、象征及其意义，以及象征意义的历史深度。文本是没有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