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村舍，充满财富与奇迹，而最令人着迷的还是那个不可思议的皇帝，在帝国中心的深宫里，把大得像一个星球的领土当作自己的家，驱使成千上万的百姓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上为家国修筑一道围墙，这不仅需要强权与想象力，还需要非凡的组织与权威。财富吸引人，政治制度更吸引人。千年帝国，靠一种什么样的道德与政治维系下来？孔夫子的哲学给人们一种纯朴的道德，智慧高尚的国王像慈祥的父亲一样将国家治理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大臣们像兄长，百姓都是温柔敦厚的孩子，西方的中国形象一度成为西方文化的乌托邦，从文艺复兴直到启蒙运动。1750年前后，中华帝国的形象变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帝国依旧，但富强变成贫弱，幸福和睦则变成残暴堕落。棍棒统治中国，皇帝是喜怒无常的暴君，百官是凶残的狱吏，边境上围起的万里高墙挡不住草原民族的入侵，却把自己的人民变成白痴般顺从的囚犯……
       中国始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庞大帝国。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有明有暗，但最基本的特征没有变。土地广阔，历史悠久。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威但又神秘莫测，无数无差别的百姓温顺驯服但又潜在着巨大的力量。万里长城，广阔的帝国，集权的皇帝、大的工程与完成这些工程的集权化组织机构与民众……卡夫卡小说中的素材、无一超出西方流行的中国形象之外。《万里长城建造时》出版时有些段落被删去了。在卡夫卡的手稿中，有一段这样文字："修筑长城的消息终于传遍了这个世界，已经是旨令发布的30年后了。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我10岁，和我父亲站在河边。这是一个难以忘怀的重大时刻，我至今还能回忆起最微小的细节。我父亲握着我的手，他到死都喜欢这样做，另一支手上上下下地抚摸他那管细长细长的烟袋锅，好像是抚摸一支笛子。他一边抽着烟锅，一边凝神眺望河的对岸，稀疏、僵直的胡子在晚风中轻轻飘起。而他那让孩子们羡慕不已的长辫子，却沉沉地垂在脑后，在金线绣花的丝绸礼袍上无力地曳动，发出蟋蟀的声响。"          这段被删去的文字恰好证明一位伟大的作家是如何利用大众想象的素材又如何在创造中超越它们的。烟锅、辫子、绣花丝袍、稀疏的胡须，若有所思的表情，都是西方人知识与想象中有关中国人形象的典型特征。卡夫卡很熟悉这些特征，也在惯例上使用它们，最后的删改或许证明他艺术家的创造自觉使他有意识地超越大众想象的套话。  
       西方文化中充满异国情调的、甚至有些荒诞不经的中国形象，恰好成为卡夫卡想象一个荒诞制度的素材。一个遥远的、传奇般的专制帝国，漫长的、恒一不变的历史、万里长城，九重宫阙深处的皇帝与生息在无数田廓村落间温顺的百姓，都是广泛流传的有关中国的"套话"，卡夫卡在小说中套用了，从而使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完全建立在他那个时代西方关于中国的集体想象上。卡夫卡的创造在于，那种即使在传奇中也明暗分明的中国形象，在一系列的荒诞场景下突然显得模糊不清了。西方曾经赞美过中国的开明君主专制，也批判过中国专制的暴政；中国百姓或者温顺可爱，或许愚昧可憎。善恶爱憎，总是分明的。卡夫卡只在专制帝国这个基点上利用中国形象，普遍的荒诞主题自然超越了历史设定的价值界限，这是卡夫卡的创造。极权社会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浩大的社会工程与个人生命的意义，统治的悠久性与无常性，具体而又不可捉摸。是奇迹般的大帝国的组织形式，为卡夫卡的创造性想象与西方社会集体想象之间找到接合点。  
       《万里长城建造时》后半部分明显暗示着某些专制的农业帝国的特征，广阔的国土，神秘的君主与愚昧的百姓，万能的官僚机构……孤立的文本表层意义或许显得模糊不清，但若将其当作神话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找出它在话语体制中与其他文本的指涉关联，意义就变得明确了，而且具有了历史深度。启蒙运动后期西方开始讨论中国文明的专制、奴役、封闭与停滞，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在政体类型上将中华帝国定位为东方专制主义政体，          尼古拉o布朗杰《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1763)进一步否定中国的专制主义，他认为中国的专制主义是极端化的专制主义，具有原始的神权政治色彩，封闭、停滞、蒙昧、残酷。          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尽管批判专制主义，似乎不认为中国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他们将专制主义当作民族衰老、帝国暮年的一种政体疾病，最终将导致该政体的灭亡。          孔多塞侧认定中国文明的衰败，像东方文明一样已陷入一种"可耻的无所作为"状态，可怕的专制暴政与愚昧使它丧失了任何进步的能力。          浪漫主义时代的德国思想家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批判更为彻底。卡夫卡小说后半部分的许多看上去意义模糊不清的隐喻，都可以在赫尔德尔、谢林、黑格尔等人有关中国的论述中找到明确的"注释"。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1784-1791)中认定中国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的、不可改变的"东方性"，它表现在诸多方面，特别是中华帝国的专制教化将臣民的理智禁锢在孩童阶段的幼稚状态，他们吃苦耐劳、乐天知命、对专制君主百般依顺，并以这种精神创造出许多令世人惊叹的工程或艺术，如道路、运河、假山、万里长城。但这些努力都无法阻挡这个民族的衰落，因为专制政治与奴化教育窒息了这个民族文明发展的生机。          赫尔德倾向于诗意或形象地把握中国专制的特性，他将中华帝国比喻为"孩童"、"木乃伊"、"奴隶的座椅"、"蠢驴"或"狐狸"，谢林则更多地思考体现在专制制度与奴役心灵之间关系上的"中华民族的内在本质"，他认为古老的家长制原则将中国塑造成一个像天空一样广阔，也像天空一样寂静不动的，与世隔绝的文明。他称中国人为"与众不同的第二人类"，在精神上仍处于僵死的史前状态，犹如"一块没有生气的化石"或"一具木乃伊"          黑格尔则断定中国文明是属于空间的、凝固的文明，家长制的东方专制主义将中国人的精神压制在愚昧状态，自由与科学无从发展，历史依旧停留在起点上，或者从未开始。对照这些文本，我们发现，卡夫卡的小说的叙述角度、意象选择、结构类型等，无一不是有"出处"的。赛义德的          "策略性建构"方法帮助我们分析并揭示了卡夫卡小说文本与西方的中国学的文本谱系之间的动态关系。在《万里长城建造时》的文本语境上，浮现出西方七个世纪间形成的中国形象传统。
       我们将《万里长城建造时》当作细读文本，分析它与西方的中国形象传统的指涉关系。19世纪西方人赋予长城的象征意义，恰恰集合了西方关于中国文明的专制特征的主要观点。这是一个意义寻找其代表形象的过程。孟德斯鸠为中国的专制主义形象定位时，还觉得有些牵强，但到黑格尔，中国政体已成为东方专制政体中最邪恶的！这个"十足的、奇特的东方式国家"依靠  "大家长的原则把整个民族统治在未成年的状态中"。  有关中国的家长式专制的观点，不约而同地发现长城以及修建长城在这方面典型的象征意义，它提醒人们想象与认识中华帝国的封闭无知、停滞衰落，中华帝国像埃及、印度那些东方专制帝国那样，像驱使奴隶那样驱使在精神上还处于孩童般蒙昧状态的臣民……斯当东曾提到长城令人惊叹之处，在于如何在如此之长的时间里动员如此之多的人力完成如此艰巨的工程。80年后，法国旅行家波伏瓦侯爵路德维克·  赫伯尔在《环球旅行记》(1872)中议论："多么壮观的景象啊！且想想那翻山越岭连绵不断的长城，只有天上的银河才能与之媲美。那是一到竖在高山之脊上的墙，是一条躺在墙上的宽阔大道。这竟是人的工程，恍如出现在梦境中......如果有人在惊叹其壮观之余停下来想想，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项由长不大的孩子在专制君主的驱使下完成的工程。"  
       长城"是一项由长不大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