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针对妇女而言的。
    宋初以来“高髻”流行，东京城内有专卖“特髻”的辅作。端拱二年(公元989年)，朝廷曾令“妇人假髻并宜禁断，仍不得作高髻及高冠”。[22] 然禁而不止，且愈演愈烈。至仁宗时，宫中所尚之白角冠梳，有至长三尺者，梳长亦逾尺。李廌《师友谈记》说，早时禁中贵妇等“皆白角团冠，前后惟白玉龙簪而已”,白角冠正由此而来。皇祐时，诏“妇人所服冠，高无得过四寸，广无得逾一尺，梳长无得逾四寸，仍无得以角为之”。 但其后侈靡之风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鱼枕；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23]《麈史·礼仪》也记说，仁宗时妇人“冠服涂饰，增损用舍，盖不可名记”，禁用鹿胎、玳瑁后，有为假玳瑁形者，角长二三尺，登车檐皆须侧首而入；俄又编竹为团，谓之“团冠”；又屈四角，下至于肩，谓之“亸肩”；又以团冠少裁其两边，高其前后，谓之“山口”；又短其角，谓之“短冠”。后来则一用“太妃冠”，以金或以金涂银饰之，或以珠玑缀之。又，仁宗时，朝袍有染紫为黝色者，此乃禁色，士大夫慕而不敢用，而妇女却有以为衫或佩带者。朝廷常禁民间妇人以金珠装缀衣服，又尝禁妇女将“白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等，[24] 种类和花色均极丰富。
    袁褧说：“汴京闺阁汝抹凡数变，崇宁间少尝记忆作大鬓方额，政、宣之际又尚急把垂肩。宣和以后，多梳云尖巧额鬓撑金凤，小家至为剪纸衬发。” 或者以银丝“屈曲作花枝插髻，后随步辄摇，以增媌媠”，称为“步摇”。[25]
    南宋初周煇谈到，自其孩提时，“见女妇装束，数岁即一变，况乎数十百年前，样制自应不同。如高冠长梳，犹及见之, 当时名大梳裹，非盛礼不用。若施于今日，未必不夸为新奇。”[26] 是乃当时妇人服饰多变的真实写照。妇女们追求新颖、美观的装束，其中冠饰特别令人注目。李心传说，中宫常服包括有：真红罗大袖、真红罗长裙、真戏罗霞帔、真红罗背子、黄纱或粉红纱衫子、熟白纱裆裤、白绢衬衣、明黄纱裙子、粉红纱抹胸、真红罗裹肚、粉红纱短衫子等，实与士大夫家无异，故对贾生所谓“娼优被后服”颇生同感。[27]
    南宋末年，农村仍有白角冠流行，毛珝《吾竹小稿·吴门田家十咏》诗云：“田家少妇最风流，白角冠儿皂盖头。”诗中所言“盖头”，是在宋代一些士大夫的提倡下流行起来的一种头饰。司马光《家范》中有妇人出外须“拥蔽其面”的规定，朱熹在福建任上，曾令妇女出门须用花巾兜面，后来称为“文公兜”。[28]
 

 二、“胡服”与汉服的交融
   
    沈括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幼，皆便于涉草。”[29] 宋代屡次下令禁止士庶和妇女仿效契丹人的衣冠和装饰。如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禁止“士庶仿效胡人衣装，裹番样头巾，着青绿，及乘骑番鞍辔，妇人多以铜绿兔褐之类为衣”。[30]《江邻几杂志》载：番俗“妇人不服宽裤与襜制旋裙，必前后开胯，以便乘驴。其风闻于都下妓女，而士人家反慕效之，曾不知耻”。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又下诏说：“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着战袍，系番束带之类”，“宜严行禁止”。[31] 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和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又两次禁止百姓穿戴契丹服装，如毡笠、钓墪（妇女袜裤）之类。[32] 这说明违禁者极多，大有无法禁绝之势。据袁褧记载，徽宗(公元1101-1125年)初，汴京妇女们“作大鬓方额”，后又“尚急扎垂肩”，旋又“多梳云尖巧额，鬓撑金凤”。还有“茔面丸”、“遍体香”等用品，都是“自北传南者”。 契丹服装的颜色，如“茶褐、黑绿诸品间色”，也在这时传入汴京。[33] 而契丹原有的小袖圆领衫也逐渐成为汉族服装，如宋公服“曲领大袖”乃是。[34] 政和时，袁祹为教坊判官制撰文字，曾有“浅淡梳妆，爱学女真梳掠”之语。正如苏辙《燕山》诗说：“左衽今已半。”[35] 政和初，朝廷下令禁止“著北服”，“不得辄戴毡笠子”[36] 等。
    孝宗时有人指出：在临安府，归附人“往往承前不改胡服”，而“诸军又有效习蕃装”；又有言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 ；“今来都下年来衣冠服制，习为虏俗。官民士庶浸相效习。……姑以最甚者言之：紫袍紫衫必欲为红赤紫色，谓之顺圣紫。靴鞋常履必欲前尖后高，用皂草，谓之不到头。巾制则辫发低髻，为短统塌顶巾。棹篦则虽武夫力士皆插巾侧。如此等类，不一而足。岂特习以为仪略无愧色。”甚至说“又身披虏服而敢执事禁庭”，[37] 说明几乎已完全与北方民族“混一”了。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八月，朝廷“禁士庶饰服侈异及归正人胡服。”[38] 在北方金银人统治地区，汉人衣饰的改变就更是必然的了。范成大于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出使金国，见其地汉民习俗已深受女真影响，其《揽辔录》说：“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尺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
    朱熹也说过：“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39] 这是说得不错的，宋朝的服装，大抵只有“祭服”、“朝服”等或如司马光等提倡但不太流行的“深衣”等还保留了汉制，其他都是从“胡服”变化而来或受其深刻影响。
    影响是互动的，宋朝周边少数民族也深受汉族服装的影响。契丹、女真等民族早期服饰等级并不严格，南下后，方仿汉制制定了严格等级关系的“服制”。
    《辽史》卷五六《仪卫志二》载：契丹人早年“网罟禽兽，食肉衣皮。以俪鹿韦掩前后，谓之鞸。然后夏葛、冬裘之制兴焉”。辽大同元年(公元947年)正月，契丹入晋，于汴京受百官贺。同年北归，“唐晋文物，辽则用之”。契丹入主黄河流域后，在服制问题上采用汉、契丹两制并行：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所定“国服”，带有很强的汉制影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真宗时路振奉使契丹，在幽州见居民棋布，“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显然已有汉化者。后见“虏主，……衣汉服，黄纱袍，玉带”。正如他所说：“（契丹）自与朝廷通好已来，……服冠带以却毡毳”。[40] 契丹人显然并不喜好仿汉制的官服，真宗时，宋官员使辽，辽主见汉使时“强服衣冠，事已，即幅巾杂蕃骑出射猎矣”。[41]《东京梦华录》卷六《元旦朝会》记辽使着本民族服饰，而其副使则着汉服。
    西夏统治者时常受宋的封赏，锦衣之赐为其大宗，李德明曾说“吾朝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 是受宋服饰影响而不可低估。虽然西夏王国的创立者元昊反对其父附宋而“衣锦绮”，以为：“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元昊立国后，“制衣冠祢，下令国中悉用蕃书、胡礼。”建立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衣冠制度，“始衣白窄衫，毡冠红裹，冠顶后垂红结绶”。文武百官服饰包括服色各不相同，而规定“民庶青绿，以别贵贱”。 [42]
    金朝“服制”的汉制影响也十分明显，金立国后，仿宋制逐渐制定了舆服制度，总的情况如《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中》所述：“金制皇帝服通天、绛纱、衮冕、逼舄，即前代之遗制也。其臣有貂蝉法服，即所谓朝服者。章宗时，礼官请参酌汉、唐，更制祭服，青衣朱裳，去貂蝉竖笔，以别于朝服。惟公、朝则又有紫、绯、绿三等之服，与夫窄紫、展皂等事。”金朝服制是从立国之初直至章宗明昌年间(公元1190-1196年)经过多次才制定完成的。金熙宗“雅歌儒服”，海陵王“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位著而慕之”。天德二年(公元1150年)六月，海陵王“诏河南民衣冠许从其便”。[43] 世宗大定年间(公元1161-1189年)，定官民衣服之制， 规定士人及官员方“许服花纱绫罗丝紬”并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