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漂泊中寻求归宿(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以此为基本生活内容。这些人可能批判现实也可能认可现状，可以被社会容纳也可以被公众嘲讽，也许来自上层社会也许出生平民家庭，或者有大学文凭或者没有大学文凭......
而知识群体，则仍在古典意义上使用为宜，或者，考虑到科技人员在现代社会也总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不妨将古典的知识群体称为批判性知识群体，而把科技人员叫作技术性的知识群体。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每一社会一定皆有知识群体或批判性知识群体，它只是较为落后的社会同现代工业社会撞击后的产儿。
三、曼海姆及其知识分子的“自由漂移”论
如果说，在知识分子概念上社会学家们有着诸多不同见解的话，在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框架上，各执己见甚至互不相让的现象就更加明显了。在这些不同的理论中，卡尔·曼海姆（K.Mannheim）的知识分子“自由漂移”论堪称最早的经典学说之一。
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在他1929年发表的名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系统地阐发了他的知识和知识分子理论。他认为，尽管知识现象不应只被视为人们的智力活动的产物，而更重要的是其也应被看作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孕育出来的成果，但从事知识的创造、阐释的知识分子，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不受社会条件的限制，因而他们也才能综合不同社会集团的经验并创造出叫知识的东西来。他借用了阿尔伯特·韦伯（A.Weber)的说法，把知识分子叫作“自由飘游”的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根的阶层，对这个阶层来说，任何阶级或等级地位都不能明白无误地横加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 换句话说，知识分子们“可以附归到本不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些阶级中去”，也“可以持有任何阶级的观念”或“综合所有阶级的观念”。
在曼海姆看来，自由飘游的知识分子有两大特质：同质性与异质性。同质性意指知识分子都是受教育者，而正是教育使知识分子彼此认同并超乎各个社会阶级，并因而能力动态地综合各个阶级的不同政治观念；异质性正相反，它意味着知识分子在政治观念上的极度不一致，它们可以支持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归属截然对立的阶级阵营。
同时具有这样两种正好相反的特质的知识分子，何以见得是自由飘游的呢？曼海姆论证到，首先因为知识分子来自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其次也因为他们可以为本非自己来源的社会集团效力，最后还因为他们不想工人或商人那样直接为其在社会经济生产中的关系所束缚。
仔细分析这三条原因，会发现其中每一条都不是不可以讨论的。首先，人们的社会身分、地位同他们的出生、根源并不是同义词，也不必是一一对应的，尽管后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前者，但根据一个人或一种人来自其它阶层、阶级便推论说他或他们是自由漂游来的，却似欠有力。其次，并非只有知识分子可以为本非自己来源的社会集团效力，这是用不着多非笔墨便可以明白的；怎么能说知识分子为别的集团效力就一定因为其是“自由漂游”的呢？最后，不想工人或商人那般直接为经济生产所束缚的人，还有政府官员、军队将士、警察、法官等等，谁也不会认为他们也是自由漂游的。不被经济所束缚，可以被政治、军事、法律乃至性别、种族、宗教所束缚。
回到知识分子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上来。受教育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只是知识分子的特权了，从政府官员、法官律师、到企业家、银行家，以至现代工人、农民许多也都有幸受过教育。进一步说，很难说教育是超社会的，受教育者又怎么进行超社会的综合呢？就在曼海姆写《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时候，在他的国度里知识分子就没有表现出多少同质性。当时有许多人支持纳粹，但柏林政治学院的一些人仍然是自由派人士，而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里还聚集了一批左倾的激进份子！知识分子的同质性和全方位综合能力，更多地只不过是曼海姆的希望和理想。
从知识分子是否自由漂游的角度考虑，异质性比同质性更有意义，可是从曼海姆所论述的异质性本身，只能看出知识分子分属不同的营垒，还看不出他们是自由漂游的结果。不止于此，从逻辑上说，曼海姆论述的知识分子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正好是相互矛盾的。
曼海姆看来自己也意识到了他的“自由漂游”说有欠完善，故他每每用斜体的相对二字去限制他的“自由漂游”说。
在这里，笔者并非想要完全否定相对自由漂游的知识分子存在。在西欧，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至少从文艺复兴以来，市民社会的存在，是文人、艺术家、编辑、记者，以及医生等等得以存活的条件。学校、报馆、剧院、书店、教堂、医院等都是在市民社会中存在并起作用的。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受到政治社会的直接左右。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相对说来，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工作职业、生活地点、以及学派和倾向。
但我们不应忘记有过那么一些历史时期，如英国的新教初期和德国的纳粹时代，市民社会受到政治国家的粗暴干涉，知识分子也被迫牺牲了他们的“自由”。更重要的是，西欧、北美乃至世界各国的历史，自近代以来，不只是市民社会的历史，它更是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并发展的历史。民族国家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多少自由漂游的天地。
四、知识分子：一个新型的统治阶级？
与曼海姆的理论倾向相反，则有把现代知识分子看作是一个新阶级的种种尝试。尝试之一，是在帕雷托（V.Pareto）、米歇尔斯（R.Michels）等人的精英理论影响下，一些社会学家宣称，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那些经济不够发达的社会中，实及发生的，并不是社会革命，而只不过是一场“知识分子的政变”。在那里，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激进知识分子用军事革命的手段夺取了政权并从而使自己成了新的统治者。这一尝试与其说是理论的，不如说是历史的。尝试者们也确实收集并分析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这一尝试也从南斯拉夫的前领导人吉拉斯（M.Djilas）的名篇《新阶级》一书中得到了佐证。二十年后，匈牙利的两位社会学家进而在西方出版了《通往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用更新的材料、更细的分析去说明在东欧和苏联的知识分子自五十年代其如何与官员融合并进而组成新阶级的。
《新阶级》和《通往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两书，占撇开其长短不论，主要论及的苏联、东欧发生社会变革（革命或“知识分子政变”）以后的政治结构及知识分子在这一结构中的地位。根据这些社会变革是由知识分子参与并领导的而认为变革本身不过是场“政变”，就如发现变革后的社会许多官员是由知识分子担任的便得出知识分子以组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一样，是不够充分的。
相比之下，阿尔温·古尔德纳（A.Gouldner）的尝试和包含在其中的理论，显得高明和精细得多。1979年，他出版了《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崛起》一书。他在书中将西方和那时的苏联集团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都划入一个被他叫做“文化资产阶级”的名下，认为这个阶级在两种社会中都正在变为统治者。
知识分子在这两种不同的体制中之所以都被古尔德纳划为一个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是因为他认为他们分享着相同的文化背景，也因为他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是一样的。所谓相同的文化背景，古尔德纳指的是一种被他成为“批判性话语文化”的东西。这是一套在知识分子中历史地形成的不成文规则，其关注于如何使思想的表述具有正当性，且这一正当性并不求助于当局的权威。这套规则所必然引出的那些自觉自愿的言论，完全是建立在争论的基础上的。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旨在寻求正当性的特别的话语行为,它是为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和技术性知识群体所共有的。
为什么说这些不同体制下的知识分子与生产资料的
而知识群体，则仍在古典意义上使用为宜，或者，考虑到科技人员在现代社会也总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不妨将古典的知识群体称为批判性知识群体，而把科技人员叫作技术性的知识群体。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每一社会一定皆有知识群体或批判性知识群体，它只是较为落后的社会同现代工业社会撞击后的产儿。
三、曼海姆及其知识分子的“自由漂移”论
如果说，在知识分子概念上社会学家们有着诸多不同见解的话，在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框架上，各执己见甚至互不相让的现象就更加明显了。在这些不同的理论中，卡尔·曼海姆（K.Mannheim）的知识分子“自由漂移”论堪称最早的经典学说之一。
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在他1929年发表的名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系统地阐发了他的知识和知识分子理论。他认为，尽管知识现象不应只被视为人们的智力活动的产物，而更重要的是其也应被看作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孕育出来的成果，但从事知识的创造、阐释的知识分子，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不受社会条件的限制，因而他们也才能综合不同社会集团的经验并创造出叫知识的东西来。他借用了阿尔伯特·韦伯（A.Weber)的说法，把知识分子叫作“自由飘游”的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根的阶层，对这个阶层来说，任何阶级或等级地位都不能明白无误地横加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 换句话说，知识分子们“可以附归到本不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些阶级中去”，也“可以持有任何阶级的观念”或“综合所有阶级的观念”。
在曼海姆看来，自由飘游的知识分子有两大特质：同质性与异质性。同质性意指知识分子都是受教育者，而正是教育使知识分子彼此认同并超乎各个社会阶级，并因而能力动态地综合各个阶级的不同政治观念；异质性正相反，它意味着知识分子在政治观念上的极度不一致，它们可以支持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归属截然对立的阶级阵营。
同时具有这样两种正好相反的特质的知识分子，何以见得是自由飘游的呢？曼海姆论证到，首先因为知识分子来自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其次也因为他们可以为本非自己来源的社会集团效力，最后还因为他们不想工人或商人那样直接为其在社会经济生产中的关系所束缚。
仔细分析这三条原因，会发现其中每一条都不是不可以讨论的。首先，人们的社会身分、地位同他们的出生、根源并不是同义词，也不必是一一对应的，尽管后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前者，但根据一个人或一种人来自其它阶层、阶级便推论说他或他们是自由漂游来的，却似欠有力。其次，并非只有知识分子可以为本非自己来源的社会集团效力，这是用不着多非笔墨便可以明白的；怎么能说知识分子为别的集团效力就一定因为其是“自由漂游”的呢？最后，不想工人或商人那般直接为经济生产所束缚的人，还有政府官员、军队将士、警察、法官等等，谁也不会认为他们也是自由漂游的。不被经济所束缚，可以被政治、军事、法律乃至性别、种族、宗教所束缚。
回到知识分子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上来。受教育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只是知识分子的特权了，从政府官员、法官律师、到企业家、银行家，以至现代工人、农民许多也都有幸受过教育。进一步说，很难说教育是超社会的，受教育者又怎么进行超社会的综合呢？就在曼海姆写《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时候，在他的国度里知识分子就没有表现出多少同质性。当时有许多人支持纳粹，但柏林政治学院的一些人仍然是自由派人士，而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里还聚集了一批左倾的激进份子！知识分子的同质性和全方位综合能力，更多地只不过是曼海姆的希望和理想。
从知识分子是否自由漂游的角度考虑，异质性比同质性更有意义，可是从曼海姆所论述的异质性本身，只能看出知识分子分属不同的营垒，还看不出他们是自由漂游的结果。不止于此，从逻辑上说，曼海姆论述的知识分子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正好是相互矛盾的。
曼海姆看来自己也意识到了他的“自由漂游”说有欠完善，故他每每用斜体的相对二字去限制他的“自由漂游”说。
在这里，笔者并非想要完全否定相对自由漂游的知识分子存在。在西欧，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至少从文艺复兴以来，市民社会的存在，是文人、艺术家、编辑、记者，以及医生等等得以存活的条件。学校、报馆、剧院、书店、教堂、医院等都是在市民社会中存在并起作用的。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受到政治社会的直接左右。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相对说来，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工作职业、生活地点、以及学派和倾向。
但我们不应忘记有过那么一些历史时期，如英国的新教初期和德国的纳粹时代，市民社会受到政治国家的粗暴干涉，知识分子也被迫牺牲了他们的“自由”。更重要的是，西欧、北美乃至世界各国的历史，自近代以来，不只是市民社会的历史，它更是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并发展的历史。民族国家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多少自由漂游的天地。
四、知识分子：一个新型的统治阶级？
与曼海姆的理论倾向相反，则有把现代知识分子看作是一个新阶级的种种尝试。尝试之一，是在帕雷托（V.Pareto）、米歇尔斯（R.Michels）等人的精英理论影响下，一些社会学家宣称，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那些经济不够发达的社会中，实及发生的，并不是社会革命，而只不过是一场“知识分子的政变”。在那里，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激进知识分子用军事革命的手段夺取了政权并从而使自己成了新的统治者。这一尝试与其说是理论的，不如说是历史的。尝试者们也确实收集并分析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这一尝试也从南斯拉夫的前领导人吉拉斯（M.Djilas）的名篇《新阶级》一书中得到了佐证。二十年后，匈牙利的两位社会学家进而在西方出版了《通往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用更新的材料、更细的分析去说明在东欧和苏联的知识分子自五十年代其如何与官员融合并进而组成新阶级的。
《新阶级》和《通往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两书，占撇开其长短不论，主要论及的苏联、东欧发生社会变革（革命或“知识分子政变”）以后的政治结构及知识分子在这一结构中的地位。根据这些社会变革是由知识分子参与并领导的而认为变革本身不过是场“政变”，就如发现变革后的社会许多官员是由知识分子担任的便得出知识分子以组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一样，是不够充分的。
相比之下，阿尔温·古尔德纳（A.Gouldner）的尝试和包含在其中的理论，显得高明和精细得多。1979年，他出版了《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崛起》一书。他在书中将西方和那时的苏联集团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都划入一个被他叫做“文化资产阶级”的名下，认为这个阶级在两种社会中都正在变为统治者。
知识分子在这两种不同的体制中之所以都被古尔德纳划为一个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是因为他认为他们分享着相同的文化背景，也因为他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是一样的。所谓相同的文化背景，古尔德纳指的是一种被他成为“批判性话语文化”的东西。这是一套在知识分子中历史地形成的不成文规则，其关注于如何使思想的表述具有正当性，且这一正当性并不求助于当局的权威。这套规则所必然引出的那些自觉自愿的言论，完全是建立在争论的基础上的。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旨在寻求正当性的特别的话语行为,它是为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和技术性知识群体所共有的。
为什么说这些不同体制下的知识分子与生产资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