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也是一样的呢？古尔德纳认为，以批判性话语文化为背景的知识分子，从总体上控制了知识的生产和分配。在他看来，在现代社会中，知识也是一种资本，不过与货币资本不同，它不是实体的而是符号的；但它由于货币资本一样，也可以用来支配人们的收入、地位和权力。古尔德纳把这种资本称作“文化资本”，占有这一资本的人因而也叫“文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文化资产阶级”无论在西欧、北美还是在东欧、苏联都正在上升为新的统治阶级，因为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等，正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古尔德纳的论证，给人以旧瓶装新酒的感觉，陈套中有着新意。严格说来，他论述的批判性话语和文化资本都是有待完善的。“批判性话语文化”无疑蕴含了知识分子的某种特点，其一般说来是为非知识分子所缺乏的。但它舍去了存在于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不同体制下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重要差别。比如说，对所谓正当性的理解，就可以有很大的出入。至于说批判性，现在有很多社会学家都意识到，这在技术性知识群体中，至少就社会现象而言，是比较缺乏的。甚至可以假设，技术的一个内在特点，就是把人（技术性知识群体）训练得稳重、精细、保守，从而使他们的工作往往更具有建设性而不是批判性。 
　　“文化资本”的概念，就更显粗糙。众所周知，货币资本是可以转移的。它的持有者可以根据市场需要或自己对市场需要的预测来决定往钢铁或石油或别的什么领域投资。但知识却不是这样，一个学土木建筑的学者或学生怎么把他的土木建筑知识“投资”到纺织业或服装设计业中去呢？再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货币资本的持有者（股东）大可不必自任经理，直接参与管理过程。但知识分子是不能如此这般地使自己同其”文化资本”相分离的，他没有代理人，若要运用知识或“文化资本”，他就必须事必躬亲。既然如此，知识还能当作资本吗？ 
　　最重要的还在于，知识、科技等在现代社会中的确越来越重要，但知识分子或者说掌握了知识、科技的人是否因此就称了统治阶级，尚属疑问。科学的重要性也可看成劳动力的重要性，即是说，现代社会的劳动力，越发需要由掌握了科技的人来担当。因此从逻辑上似乎也可以说，现代知识分子犹如古代的农奴、中世纪的农民和近代的工人一样，不过是当时的主要劳动力而已。 
　　在古尔德纳的“文化资本”理论中，还有一个重大的忽略：西方与苏联社会在体制上的区别。后者中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市场，因而知识在那里便无所谓是否成了资本。如果苏联体制中的知识分子也正在成为统治阶级，则一定不是因为他们占有了“文化资本”。 

　五、异质性：知识分子的分化 
　　 
　　古尔德纳与曼海姆的理论取向正好象反。若对这两种理论也作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就不会对它们如此分明的泾渭感到惊异。曼海姆在写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年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正是欧洲知识分子分化为不同政治派别的时候，这对他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归属到截然不同的社会集团因而是自由漂游的，无疑有着很大的影响。古尔德纳则看到了二战以来东西方社会中科技的日益重要的作用，由此他认定知识分子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如上面所概略地分析的那样，两种相反的取向各有所长，又都有所失。它们的一个共同不足之处，在于都试图用一个模式去让各类知识分子就范。 
　　与这类用一个模式去看知识分子取向不同，安东尼奥·葛兰西（A.Gramsci）在他的铁窗生涯期间写下的那些札记中，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类：有机的和传统的。前者系作为每一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内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为该体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整合和霸权而存在、而汇聚、而发挥作用；后者则指的是每一社会中游离于体制外的文人、学者、艺术家，以及部分曾经属于前一社会体制内的有机知识分子（另一部分可能以金融如现存体制之中）。葛兰西之所以称他们为传统知识分子，是因为从传统上说，那些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文人、学者才是被公众当作“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人，哪怕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可能成为未来社会中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成员。 
　　葛兰西的思路是颇有启发性的。若用他的划分方法去看曼海姆和古尔德纳的理论，则是否可以说，曼海姆所刻划的自由漂游的人，正是那些游离于体制外的传统知识分子，而古尔德纳所描绘的新型统治阶级成员，不过是体制内的有机知识分子而已。换言之，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可以自由漂游，亦非全部知识分子皆成了统治阶级的成员。知识分子是分化的。 
　　这种分化很明显的不仅是曼海姆所看到的那种异质性，即知识分子在政治观念上的分野，更不只是古尔德纳等人主意到的现象，即他们在专业研究领域中的分工。而更重要的是，它是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和社会分化的认识的开端。并且，由于看到了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之间的渗透或位移，即部分前有机知识分子已“沦为”传统知识分子，某些传统知识分子可汇入未来的有机知识分子，它提示了一种动态分析的可能性。 
　　葛兰西的札记，却又是未加整理的。他更不可能作什么经验研究去证实他的思想。他对知识分子的阐述，主要是依据西欧特别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当然也包括了他对未来的想象。在划分上，联他那两个概念在字面上也明显是不对应的。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思想中原生的独到之处所给予我们的启发，正如曼海姆、古尔德纳也给了我们极大的思惟空间一样。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试图对知识分子作一新的划分。这一划分将为进一步经验研究的入径。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笔者曾对知识分子概念的内涵作过扼要陈述。无疑这一陈述是相当抽象的。倘拟进而对知识分子现象作社会学研究，则需考虑其社会定位（及流动）问题。以下划分即是这样一种尝试。 
　　诚如葛兰西所看到的那样，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体制自身有机地包含有一种知识分子，他们对现存体制的运转及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霸权地位起着不可替代的整合作用。为了更明确起见，不妨将这类人称为“体制知识分子”。与此相应，那些生活在市民社会或类似环境中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学者、艺术家、科学家等等，与现存体制没有内在有机联系，故称其为“非体制知识分子”。除了这两种类型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与现存体制互不相容，他们致力于批判甚至改变这一体制，这就是“反体制知识分子”。例如俄国社会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批判性知识群体，就是这种人。 
　　上述划分不一定穷尽了现实中的全部知识个体。假如我们对一个社会（如中国）作细致的研究就会意识到，至少在某些历史时期，是有可能存在许多与三者间过渡的知识分子的，他们甚至也颇具有历史学或社会学意义。不过作为分析概念，在理论层面上毋需囊括全部的现实个体。体制、非体制、反体制知识分子，从社会定位的角度来看，已经概括出知识分子的总貌。这种划分，不是常见的根据年龄分为老年、中年、青年，，不是根据知识水平的高低分为高级、中级、低级，也不是根据政治见解分为左派、中派、右派，或根据专业领域分为人文、科学、技术知识分子，而是根据他们同社会体制的关系，把他们置于现存的社会结构中，以利于考察他们对社会发展的参与程度和他们在参与过程中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在经验研究中也将表明，就此而论，它的解释性将强于其它划分。 
　　有一种理论主张，在苏联似的体制下，只有体制知识分子可以生存。此论主意到了苏联式体制的某些重要特征和后果，但仔细分析已见诸文字的大量史料，就不难看出，事情的真实面貌要复杂得多。毫无疑问，在一个政治、行政组织地相当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