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社会中，所谓的市民社会就会相当有限，因此非体制或反体制知识分子就较难以社会正式成员的身分存在并起作用，也就说，能够相对“自由漂游”的知识分子就不会很多，反对社会或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就更不易生存。然而，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该体制的有机分子。从起源上说，体制知识分子一般地说有相当部分是从其它类型的知识分子中“招募”或转变过来的。尤其是在一种体制建立之初是这样。这当然也不是说，任何社会的任何阶段，三种知识分子总是按相同或相近的比例存在的，相反，在某些特定的时期，确有可能没有某种知识分子。英国就有过这样的阶段，其时知识分子都是认同既存体制的，没有反体制知识分子的存在，如本文曾经提到过的那样。在研究现代中国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大约二十余年的时间内，至少在大陆范围内（台湾也一样?），不论是由于什么原因，反体制知识分子也是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的。这里不存在优劣好坏的问题，不过是想说明，不同社会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类型也是不同的。这也是本文认为曼海姆、古尔德钠的理论模型不够周密，从而主张对知识分子作动态的分类的主要原因。 

　六、没有句号的结束语 
　　 
　　体制、非体制、反体制知识分子分类既然是动态的，对知识分子个人来说，就不存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式的一锤子买卖或一次性“包办婚姻”，他或她的社会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更有甚者，随着大的社会变革时代的到来，不同类的知识分子的总体也是可能移位的。尤其是体制知识分子与反体制知识分子，但社会发生体制性变革或革命的时候，就极有可能正好相互换位。这在本世纪初的中国和俄国都曾发生过。而非体制知识分子，当民族文化精神和国家主权尊严受到外来威胁的非常时期，也往往不再闭门读书，远离尘嚣，而是走出书斋，力图用自己的社会行为而非学术活动去解救危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就有这类情况。不论危机解救与否，许多人就不再是非体制知识分子了。 
　　由曼海姆创立的知识社会学，试图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受社会制约的现象而不只是人们智力活动的结果。同理，在研究知识分子时，也应将他们置于一定的社会体制中，并考察他们是怎样受制于这种体制、由怎样通过创造关于人和环境的思想这种智力活动去改变这种体制并进而改变人（包括知识分子）自身的。 
　　相比而言，知识分子是最不安分的。他们好象不懂得向命运低头，即使他们已被定位在社会体制的某一环节上，他们很可能仍然没有安身立命之感。在灵魂深处，他们总是漂泊的，他们在漂泊不定中不断地寻找着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