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活跃了城乡之间的交换，对农业的商品化经营，学者们进行了客观的评估。马学强《试论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内变迁”与劳动力转移》一文认为，重赋、人多地少是劳动力转移的根源，转移方式向城镇产业移动，但劳动力的转移还不可能突破传统的封建经济的束缚，受社会变革的激荡，内外市场的冲击，人口出现倒流，重新束缚于土地，进行牢固的家庭手工业协作（《史林》1993年第1期）。朱子彦《论明代江南农业和商品经济》一文认为，明代市场的挑战，农业商品化程度加深，农民生活日益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但商品经济的发展突破不了封建制度的干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极弱（《文史哲》1994年第5期）。其它文章还有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潘国英《从庙会活动看苏州农业经济》（《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等。

二、市镇方面的研究

有两本专著反映近年来江南市镇研究的总体水平。陈学文著《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出版），对该地区专业市镇结构及经济特色的描述，表明在城市化进程中，市镇担负着沟通城乡经济交流的功能，它又是区域经济文化中心，沟通四乡经济和文化的桥梁。杭嘉湖一带的市镇勃兴，非常生动、典型地代表了江南城市化演进的轨迹。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书，对江南市镇的网络分布，经营规模及特色进行了分析，认为江南市镇间距分布合理，对沟通区域间的商贸往来有很大的便利性。富有特色的丝、棉、粮等专业市镇的兴盛，更吸引诸大商帮竞相涌入，促进其市场的充分发育。该书还对江南市镇的典型作了较详细的个案研究，为市镇研究作出一些开拓性的工作。马学强认为明清时期松江地区发达的粮棉种植、港口的兴起及船运业的发展，使流通领域异常活跃，谷物、棉布、船运不仅维持芸芸众生，也促成这一时期众多市镇的勃兴与繁荣（《明清时期松江府的经济特色》，《史林》1997年第4期；《明清江南港市初探：兼论上海港兴起的优越条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石锡兴探讨了无锡布码头形成的原因，他认为码头的形成带来了乡间市镇的增多，商品观念的增强，商业气息的浓厚（《无锡布码头述略》，《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吴仁安对著名的水乡古镇同里的历史沿革、经济、文化结构和社会风尚作了细致的研究（《明清以来江南水乡古镇同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风尚探微》，《学术月刊》1996年第5期）。其它论文有蒋正华《略论明清河南集镇与江南市镇的异同》（《中州学刊》1994年第3期），吴仁安《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马学强、吴兴农《明清江南城镇房地产交易与地权转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乔志强、陈亚平《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三、市场、商业、商人研究

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加快了城乡之间交流的步伐，然而，该地区的市场（商品、劳动力、资本等）发育依旧不充分，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突破简单的商品生产的结构，与传统的封建生产关系没有太大的背离。论及此看法的文章有李伏明《义利之辨：重农轻商与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兼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学术月刊》1993年第4期），王翔《论江南丝绸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明清商业资本动向与江南丝绸业萌芽》（《江海学刊》1992年第4期），孙竞昊《明清江南商人资本市场结构与功能初探：兼析该地区财富形态的品性》（《浙江学刊》1996年第4期）、《明清江南劳动力市场结构与性能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等。陈学文利用商业书有关记载来研究江南的商品经济，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高度评价了江南发达的水运网在沟通江南和其它区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明清时期江南商品流通与水运业发展》（《浙江学刊》1995年第1期）。范金民、夏维中论述了明代江南丝绸国内贸易的盛况及其互市、民间贸易两种形式，并根据江南的官局织机数和额定织机数及民机的实际生产能力，估算出明后期江南丝绸贸易的商品量（《明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范金民还研究了清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认为江南丝绸的主要市场在国内而不在国外，销售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各商帮均事经营。鸦片战争后受洋绸涌入影响，市场逐渐缩小（《清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唐文起论述了鸦片战争前江苏农村市场的运行规律，对该地区农具、粮食及纺织品市场作了概括性论述，认为从其交换内容、发育程度和地区分布来看，江苏地区农村市场基本上是按照商品经济规律运行的，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和政府的干预（《鸦片战争前江苏地区农村市场简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鸦片战争前江苏农村市场论述》，《江海学刊》1991年第2期）。另外还有吴仁安《清代上海地区盐场述论》（《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6期），李斌《从碑刻资料看清代江南的假冒商标》（《东南文化》1994年第3期）。

张海鹏等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出版），对明清苏州洞庭商帮作了专述，该篇作者论及其形成、活动范围、经营内容及方式，认为灵活多变、善于创新是其成功之道。范金民认为，从明初，徽商即在江南活动，入清后，更为活跃，经营内容，如丝、棉、粮等无所不包；经营方式有独资、商伙制、合资三种；经营手段巧妙而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包括一些非经济的手段（《明清时期徽商在江南的活动》，《货殖》第2辑）。瞿屯建也论述了徽商在江南的活动（《徽商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东南文化》1993年第3期）。

四、社会阶层研究

关于宗族：范金民《清代苏州宗族义田的发展》一文认为清代及近代苏州义田的增多，受诸多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随着土地占有关系的松弛，地主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捐田产为义田，利用宗族力量对抗外来压力，确保田产世代占有。义田的形式只是豪绅地主控制下的带有宗族血缘性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由它形成更为落后的封建土地关系（《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余新忠也认为绅宦家庭设立义庄，用宗族道法观念的渗透，达到控制社会和谋取自身利益的目的。义庄的设立，不仅是一种慈善行为，还是一种比暴力更具道德内聚力的持久的社会控制手段（《清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南开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探讨这一问题的还有王日根《明清福建和江南义田的比较》（《学术月刊》1996年第1期）。

关于望族：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是该研究的最新成果。明清时期的望族不同于一般的世袭皇族，它的兴衰直接折射出明清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该书详细探讨了上海地区望族的源流和兴衰及对明清上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影响，反映上海地区明清时期的总体概况。佐藤仁史（日）以江南望族曹氏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曹氏家族的婚姻网络及社会活动的扩大和发展等问题，并由此论证了明末清初以来地区社会行政权逐渐为地方望族和绅士所控制（《清代中期江南的一宗族与区域社会（上海曹氏个案）》，《学术月刊》1996年第4期）。有关的文章有还有杨绍溥《明季江阴祁氏家族述略》（《求是学刊》1993年第6期），马学强《乡绅与明清上海社会》（《学术季刊》1997年第1期）等。

关于文人与士大夫：郭英德以明代文人结社为例，说明文人结社的类型及其活动、文人结社的文化功能及与文学风貌的关系（《明代文人结社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周学军认为，明末清初江南儒士摒弃传统道德观念，强调认识的多元化与自我的判断，都表明清初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的变动，具有了突破和创新的历史意义，但晚明清初的士人的社会批判和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即受到君主专制强有力的打击，终不免失败、流产的历史命运（《明代江南儒士群体的历史变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范金民认为，明清时江南进士在全国数量极显，约占15%，但其在全国的比重是不断变化的，地域分布也不均，主要集中在苏、松、常、杭等府及附郭县的一些世家望族，显示了大族与某些地区不寻常的竞争力（《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许周鹣认为：吴地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吴地儒士自觉地认同商业意识，追求经济效益，促进吴地文化市场的繁荣。在儒士商业意识的推动下，吴地形成了注重个人进取，讲求经济实利的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浪漫洒脱的区域新儒风（《论明清吴地儒士的商业意识》，《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江南士人观念上的变化，反映出仕商之间的鸿沟不再明显，从商也不被认为仅是“末业”。王卫平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商思潮和“奢靡”之风普遍，人们的思想逾越了封建礼制的藩篱，为启蒙思潮的产生开辟了道路（《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其它文章还有马学强《明清上海人文民风》（《学术月刊》1997年第10期），郑利华《明代中叶吴中文人集团及其文化特征》（《上海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郑克晟《明代江南士大夫与东林党人》（《江南论坛》1994年第6期），曹虹《论清代江南文化圈中的常州学风》（《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邹莉《明清江南士子心态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