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人性基础(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那样发展,宋朝压制政治之所以可能,道理都在这里。水浒好汉从来没有进行真正的抵抗,而只是进行了挣扎,进行了性命挣扎,这就好比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不过这里沉溺在的不是自然之水,而是专制政治社会的水。翻开中国历史上的反抗史看,大抵都如此。归顺,是梁山泊人性格命运的最终归属。《水浒传》对于社会政治结构最基础所在的把握,不能不让人叹服!它不是伟大的人性悲剧作品是什么?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早就明白,对付有些所谓新生精英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们一些甜头(官爵之类),这样他们就永远不会为尊严生存或社会正义进行抵抗了。在中国古代政治话语下,政治家(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不需要讨论民主与自由问题,而是只需要讨论压制的限度---“有限压制论”(保障臣民活命的最低界限)才是主导的政治学说。自由者必定支撑起自由的天空,但苟全者也必然奠基苟全式的政治社会。
写到这里,本文应该可以结束了。但我还言犹未尽,想附带地对《水浒传》的整个意图也尝试做些解读。《水浒传》的“好汉”一词用得很妙,好汉绝不等于英雄。梁山泊的“好汉”不是由一股人而是两股不同的人合成的。一股是所谓平民出身的“强人”,另一股是所谓官家出身的“名士”。*11 前一股代表了“匪性”一族,对他们来说,杀人放火是小事,剥皮吃人是常事。他们不只与官府斗,是什么人都杀、都下蒙汗药的,李逵总是见人就砍。这种人当然不是人性英雄,而是土匪。后一股代表了“奴性”一族,都是在命不能保全的情况下才被逼上梁山的,他们才是梁山主角,主导故事发展,也就是梁山政治的发展方向。在梁山泊,两股人能够结合到一起,有两个条件:一是社会压制过了极限,“名士”上了“强人”的山,他们被逼到了一起,并且最后肯定是“名士”领导头脑简单的“强人”;二是他们的性格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所谓讲“义气”------也就是“两肋插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范畴-----比我们今天说的哥们义气高一些,但比起我们所说的社会正义,则完全不能并论。这个算是水浒好汉的优点(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种品质也有很大缺陷)。晁盖与宋江分别代表了这两股人,在晁盖死后,宋江通过举 “替天行道” 大旗、设“忠义堂”完成了梁山的根本转向。接受招安不仅理所当然,而且条件也非常之低,只要赦免保命就行,完全符合“忍辱求生”性格人物的标准。*12 水浒好汉受封官爵,是在后来,破辽立功之后。所以,在检阅招安人马时,道君皇帝忍不住夸奖,与百官“此辈好汉真英雄也”。*13 这可真是天大的讽刺!连道君皇帝都认为是“英雄”了,怎么还会是英雄呢?!
注释:
1、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认为,艺术的功能不只是赋予形式以内容,语言与思想不是表现形式与实质的关系,而是统一的。“思想愈发达,语言越丰富”,或者说“思想和语言既是同时进展,平行一致,不能分离独立”。见朱光潜:《诗论》,第四章,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3页以下。对此我很赞成,我还相信,当思想和语言非常非常发达或丰富的时候,就远远超出可以清晰把握的范围,越是发达,越是模糊。
2、《水浒传》有很多版本,通行的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一般认为只有百回本可能是《水浒》故事成型定书的最早本子,也最接近传说故事的原貌。今存百回本的最早版本之一,是万历末年(1910年左右)杭州容与堂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参见施耐恩、罗贯中著《水浒传》之“出版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8月北京第1版,1997年10月北京第5次印刷)。
3、同注2,第七回,第57页。
4、同注2,第七回,第56页。
5、同注2,第七回,第58页。
6、同注2,第八回,第63页。
7、同注2,第八回,第62页。
8、同注2,第八回,第63页。
9、同注2,第八回,第63页。
10、钱钟书先生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的统治权术时,得出的结论是,与秦始皇相类似的中外最高统治者权术的共同点之一是绝无政治透明可言,视臣民若敌国然,使玄虚不辨其真弄与故弄,以便保持于不意之中随时出击的主动权。参见钱钟书:《钱钟书论学文选》(舒展选编),第三册,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以下。我基本同意这一点。但我同时认为,那主要是在权力信息层面上而言,就统治权术在治理具体形式看,则主要还是通过人际关系展开。从现代人的眼光看,中国古代的统治权下的人际关系主要是权力与服从关系,而很少存在纯粹私人平等式的法权关系。
11、当然,皇族之下的中国古代社会,除了最底层的百姓和上述族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一些族群,至少还有两个比较典型的族群,一类是“奸党”,贪官、小偷、投机者等都属于这一拨;另一类是孟子提倡的“士大夫”,这群人捍卫人性尊严,提倡自我修养,是中国社会里的优秀分子。
12、同注2,第八十二回。朝廷让宋江等归顺时并没有许诺任何官爵,而是仅凭一纸诏书以及赐予了每人一匹红锦或绿锦,诏书上书“将宋江等大小人员所犯罪恶尽行赦免”(第617页)。宋江等归顺之后,曾经“喜动龙颜,天子欲加官爵”,但被枢密院官具本上奏劝止,并还差点被设计剿除(第623页)。
13同注2,第八十二回,第621页。
写到这里,本文应该可以结束了。但我还言犹未尽,想附带地对《水浒传》的整个意图也尝试做些解读。《水浒传》的“好汉”一词用得很妙,好汉绝不等于英雄。梁山泊的“好汉”不是由一股人而是两股不同的人合成的。一股是所谓平民出身的“强人”,另一股是所谓官家出身的“名士”。*11 前一股代表了“匪性”一族,对他们来说,杀人放火是小事,剥皮吃人是常事。他们不只与官府斗,是什么人都杀、都下蒙汗药的,李逵总是见人就砍。这种人当然不是人性英雄,而是土匪。后一股代表了“奴性”一族,都是在命不能保全的情况下才被逼上梁山的,他们才是梁山主角,主导故事发展,也就是梁山政治的发展方向。在梁山泊,两股人能够结合到一起,有两个条件:一是社会压制过了极限,“名士”上了“强人”的山,他们被逼到了一起,并且最后肯定是“名士”领导头脑简单的“强人”;二是他们的性格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所谓讲“义气”------也就是“两肋插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范畴-----比我们今天说的哥们义气高一些,但比起我们所说的社会正义,则完全不能并论。这个算是水浒好汉的优点(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种品质也有很大缺陷)。晁盖与宋江分别代表了这两股人,在晁盖死后,宋江通过举 “替天行道” 大旗、设“忠义堂”完成了梁山的根本转向。接受招安不仅理所当然,而且条件也非常之低,只要赦免保命就行,完全符合“忍辱求生”性格人物的标准。*12 水浒好汉受封官爵,是在后来,破辽立功之后。所以,在检阅招安人马时,道君皇帝忍不住夸奖,与百官“此辈好汉真英雄也”。*13 这可真是天大的讽刺!连道君皇帝都认为是“英雄”了,怎么还会是英雄呢?!
注释:
1、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认为,艺术的功能不只是赋予形式以内容,语言与思想不是表现形式与实质的关系,而是统一的。“思想愈发达,语言越丰富”,或者说“思想和语言既是同时进展,平行一致,不能分离独立”。见朱光潜:《诗论》,第四章,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3页以下。对此我很赞成,我还相信,当思想和语言非常非常发达或丰富的时候,就远远超出可以清晰把握的范围,越是发达,越是模糊。
2、《水浒传》有很多版本,通行的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一般认为只有百回本可能是《水浒》故事成型定书的最早本子,也最接近传说故事的原貌。今存百回本的最早版本之一,是万历末年(1910年左右)杭州容与堂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参见施耐恩、罗贯中著《水浒传》之“出版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8月北京第1版,1997年10月北京第5次印刷)。
3、同注2,第七回,第57页。
4、同注2,第七回,第56页。
5、同注2,第七回,第58页。
6、同注2,第八回,第63页。
7、同注2,第八回,第62页。
8、同注2,第八回,第63页。
9、同注2,第八回,第63页。
10、钱钟书先生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的统治权术时,得出的结论是,与秦始皇相类似的中外最高统治者权术的共同点之一是绝无政治透明可言,视臣民若敌国然,使玄虚不辨其真弄与故弄,以便保持于不意之中随时出击的主动权。参见钱钟书:《钱钟书论学文选》(舒展选编),第三册,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以下。我基本同意这一点。但我同时认为,那主要是在权力信息层面上而言,就统治权术在治理具体形式看,则主要还是通过人际关系展开。从现代人的眼光看,中国古代的统治权下的人际关系主要是权力与服从关系,而很少存在纯粹私人平等式的法权关系。
11、当然,皇族之下的中国古代社会,除了最底层的百姓和上述族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一些族群,至少还有两个比较典型的族群,一类是“奸党”,贪官、小偷、投机者等都属于这一拨;另一类是孟子提倡的“士大夫”,这群人捍卫人性尊严,提倡自我修养,是中国社会里的优秀分子。
12、同注2,第八十二回。朝廷让宋江等归顺时并没有许诺任何官爵,而是仅凭一纸诏书以及赐予了每人一匹红锦或绿锦,诏书上书“将宋江等大小人员所犯罪恶尽行赦免”(第617页)。宋江等归顺之后,曾经“喜动龙颜,天子欲加官爵”,但被枢密院官具本上奏劝止,并还差点被设计剿除(第623页)。
13同注2,第八十二回,第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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