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题】西部生态
 
【正 文】
 
    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强有力地推动着人类改造自然生态环境能力不断提高的同时，亦推动着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思想认识和思维方式的改变与发展。我国西北地区目前所面对的现实的自然生态环境，既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又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一方面是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历史演变的自然过程，同时又是西北地区人类的各种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施加各种影响的过程。其中，我国西北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生产方式和畜牧业生产方式曾经经过多次转换，其影响和作用是值得我们研究和重视的。
 
    一、我国西北地区在史前时期及其以后相当时期，以畜牧业生产为主，其自然状态下的历史自然生态环境是良好的
    我国西北地区自晚第三纪，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以来，就形成了相应的地形、地势、气候等自然生态环境的基本格局。大量地质气候资料证明，在近6000～10000年间，我国境内包括我国西北从未发生过大规模植被、气候区域的自然更替，只是有一些植被、气候界限南北来回推移的波动。所以，在人类较大规模活动于西北地区以前，其自然生态环境的总格局已经确定。而当时西北地区是以畜牧业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地区。
    我国西北地区各地在本世纪以来，多次多处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众多考古和地质资料充分证明：当时的西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沼泽湖泊遍布，大河小溪纵横。是一块土沃水美、林草丰茂、具有良好自然生态环境，非常适宜人类生存、生活、繁衍的地区。
    1993年1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距哈密市160公里处的飞跃车站，发现了长约八九米的巨犀化石，在其周围还挖掘出两具与其共生的龟鳖类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所、中国地质博物馆有关专家的地质确认后认为：此一地区第三纪巨犀化石和龟鳖类化石的发掘表明，在3000万年前这里是一片生活着巨型食草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森林草原，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因此，我们可以确认，在旧石器时代及其以远时期，在几百万年至几千万年前，在我国西北地区。其自然生态环境和林草植被，是适合于古脊椎动物和其它许多古生物生息繁衍的。当时这一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沼泽湖泊遍布，大河小溪纵横，有大象、珊瑚、巨犀、龟鳖类生物赖以生存的绝好历史生态条件和自然环境条件。
    罗布泊是《山海经》所称的“幼泽”，《史记》所称的“盐泽”，清代蒙语所称的“罗布淖尔”，意即“多水汇集的湖泊”。《汉书》记载其“广袤三百里，其中亭居，冬夏不增减”。公元前12世纪前，就有古楼兰人和古姑师人生息繁衍于此。罗布泊地区曾是塔里木盆地周围众多河流如疏勒河、塔里木河、车尔臣河、孔雀河等河流的汇聚之地。为此，其湖面宽阔，湖畔杂草丛生，湖滨、湖中生息繁衍着各种各样的水生植物和水禽、动物，是一块充满生机的绿洲。据《河源纪略》记载，直到17世纪以后，这里仍是水天一色，飞鸟难以逾越的汪洋大海。居延海位于今天河西走廊东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北部的额济纳旗。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人类生息、繁衍、活动于此，后来又成为不同游牧民族相互争夺之地。秦汉以来，这里一直是沙漠戈壁中一块水草丰美、牛羊成群，具有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的绿洲。曾经是世界上具有距今650万年家族史的胡扬林最集中的地区。董正钧在1944年《居延海》中还记载：“南由狼山老树窝起，北至河口，沿东西河及支流两岸，直达居延海滨，均布满天然森林”，“红柳高达丈余，密生处，人不可入，一望无际，方圆数千里”。“湖滨密生芦苇，入秋芦花飞舞，宛若柳絮。马牛驼群，随处可遇。鹅翔天际，鸭浮绿波，碧水青天，马嘶雁鸣，缀以芦草风声，真不知为天上人间，而尽忘长征戈壁之苦矣”。
    在我国西北地区，汉代以前是以畜牧业经济为主要生产手段的，当时受人类大规模活动的影响和干预较少，保持着较稳定的性状。后来，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生产方式进入西北地区，随着汉代及其以后长期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过度开发，推动了这一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快速退化，造成资源、人口、生态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给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困难。
 
    二、西北地区良好的历史生态与历史环境，在人类较大规模的开发和发展的过程中，遭到了破坏
 
    汉唐时期，是我国西北地区古代开发发展的高潮时期。其时，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丝绸之路”兴盛繁荣。西北地区各地经济发达、城市繁荣、文化昌盛，在全国都占有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这一时期对西北地区开发的主要方式是发展农业生产，加大了对水土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促使西北地区的历史生态和历史自然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逆转，造成了以后时期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缺憾。
    汉唐时期西北地区历史生态与历史自然环境，开始遭到人们较全面的影响和干预。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大规模的水土资源开发开始影响其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状况。西汉初年，铁制农具已推广到中原以外的许多地区，武帝时传播更为迅速。今西北地区各地都有西汉的铲、镢、锄、镰、铧等铁制农具出土。汉武帝以后，随着大规模徙民西北地区，屯田事业不断发展，农业中开始使用牛耕技术。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地区西北的敦煌和安西境内，多次发现汉代屯田遗址，其沟渠、田埂至今清晰可见。并出土了大量汉代使用的铁铲、铁锸、铜犁等农业生产工具。1979年10月，在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了汉代的小麦、糜谷、大麦等粮食作物，至今颗粒饱满、粟色如新。同时，还出土了当时守边戍卒记录农业生产、粮食收入的汉简，其中有：“右入糜二百五十三石九斗二升”等记录。从西北地区出土的汉代实物和汉简等记载，我们知道当时这一地区生产多种粮食作物，是西北边疆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汉代前陕西关中一带已是“膏壤，沃野千里”，由于秦代起开凿了郑国渠、白渠、加之大力推广代田、区种法等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八百里秦川成了当时我国最发达的农业区之一。南侧秦岭“夙称陆海，林木之列，取之不穷”，汉中盆地也已发展成农业区，而巴山为浓密森林所覆盖。在渭北山地，据一些方志记载，原来山上森林覆盖，多为“万木森映”，“佳木葱茏”。渭河以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的山地也都“群峦燎绕，烟树苍茫”，六盘山更是“万树苍松、蔚为深秀”。据史念海教授考证，西周时黄土高原地区森林的覆盖率达到了53％。《后汉书》卷88记载，陇东至陕北黄土高原地带“厥田为上，且沃野千里”，《隋书.地理志上》也称，“雕阴、延安、弘化连接山胡，牲多木多。”渭北陇东是周人的发祥地，在战国时期又是秦国支前的大后方，山源土地开垦较早，形成了连片的农业区，较早有了水土流失，《汉书.沟洫志和地理志下》说，秦国时就有“径河一石，其泥数斗”的情况。
    隋唐时期的主要边患有突厥、契丹等，为边防而设的屯垦大多在西北地区。唐王朝时，在西北地区的屯垦，有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和办法，促进了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唐王朝推行均田制、设置常平仓，同时治水修渠，形成了较完备的灌溉系统和灌溉网络。敦煌遗书中的《开元水部形》残卷，就是唐代在西北地区水利管理机构和制度的规范性文件。可见，唐时我国西北地区的水资源、水环境已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已需要政府法律制度的规范。当时农业生产工具普遍使用了铁制犁铧及一系列的配套工具。敦煌莫高窟中的《雨中耕作图》就充分反映了当时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在我国古代西北地区开发发展的高潮时期，自然生态环境的危机也开始出现。西北河西走廊地区三大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沙漠化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