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商人欲求得自身发展，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即以新的价值观对抗传统的贱商价值观。商人的新价值观，集中表现在对自身社会价值的估量。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作用的扩大，商人对国家政权影响力的增强，商人对自身社会价值的估量越来越突出。如：明人李维祯记陕西商人王来聘告诫其子孙说：“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然无成则不若农贾。”[27]韩邦奇记山西商人席铭：“幼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抑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28]于是做了商人。归有光则指出：“士与农商常相混”，记述新安程氏“子孙繁衍，散居海宁、黟、歙间，无虑数千家，并以诗书为业。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29]不难看出，王来聘是士不成，不如业贾；席铭是士不成，农不屑，决心业贾；归有光是“士商常相混”。明清之际商人的四民观，其排列已是：士、商、农、工，四民可分为二大类，士、商为社会上层阶层，农工为社会下层阶层。特别是在商人势力比较强的地区，出现了商人已在四民中排列在前的社会现象。例如，《歙风俗礼教考》称：“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万历《徽志》称明中叶商人在徽州“昔为末富，今为本富”。在盐商汇集的扬州“俗喜商贾，不事农业”；[30]常州府靖江县“农人贱而商贾贵”；[31]山东“不贱商贾”；馆陶“俗多弃农矜贾”；潍县“则民务农贾”；临邑“地无遗制，人惯贸易”；安丘“富人则商贾为利”。[32]河南一带，偃师“为农商者，重耕货”；郏县“民务耕商”；睢宁“庙湾民庶，食货得流，后多富者”。[33]陕西各地，“泾阳为西安县县政繁而道冲，俗美而习敝，民逐末于外者八九”，[34]三原县“士勤学问，民多商贾，……商贾远出，每数年不归，……思欲转移令务本轻末，其道良难”。朝邑县“富者皆弃本逐末，各以服贾起其家，蜀卓宛孔之流，甲于通省”。[35]江西“吉(安)土薄繁，虑走四方为生”；[36]南昌一带“人挟子母线，入虔人粤，逐什一之利，趾相错也”；[37]抚州府“金溪民务耕作，故地无余地，土狭民稠，为商贾三之”。[38]浙江常山“闽楚之会，地狭人稠，习尚勤俭，业事医贾”；[39]江山“民殷富，人肩摩，庐舍鳞次，商贾辐辏”。[40]福建西北山区的将乐县“乡有苎布之利，喜于为商”；建宁“土地膏腴，专有鱼杉油漆苎麻之利，以通于商贾”；永定“民田耕作之外，辄工贾”。[41]安徽徽州“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42]休宁县“百姓强半经商”。[43]山西汾阳府“民率逐于末作，走利为鹜”；泽州蒲州“民去本就末”；[44]临县民“勤于商贾”；[45]就连雍正皇帝也说：“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人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46]在这里，四民已经排列为“商农兵士”。
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还表现在改变着过去仕人不屑交往和婚姻的状况。如明人董含说：“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贿拥资厚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而窥其处心积虑，不过利我财耳，遂使此辈忘其本来，足高气扬，傲然自得。”[47]

四、商人的新文化观
 
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在明末清初还逐渐形成了商人的新文化观。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儒贾相通观
  对于儒贾，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48]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但明末清初的商人则提出了名利相通，义利相通的观点。明人吴长公自幼业儒，后父客死异乡，遵母命业贾承父业。吴长公说：“儒者直孜孜为名高，名亦利也。籍令承亲之志，无庸显亲扬名，利亦名也。”[49]山西代州商人杨近泉，“独喜与士人游，……江淮数千里间，皆籍重翁名，无敢以贾目翁矣。”[50]蒲州盐商展玉泉，上数百金，得授归德之商丘驿丞，对其经营之沧盐，命其子掌之。临行时，高兴地对其子说：“我仕矣，得间或视而。”展玉泉虽然得了个小小驿丞，且受到了同业者的羡慕，“荣其贾而能仕。仕而不失其世业”。[51]前述张四维、王崇古家，则是一个家族中，既有为宦者，又有从商者，互相支持，相得益彰。另外，山西商人在河东盐池为其商籍子弟设立了运学；在淮扬盐场，山西之阎李，科第200年。
 
  (二)义利相通观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52]荀子说：“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53]明末清初商人认为，义利相通。明代蒲商王文显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54]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作为商人经营哲学的思想基础，成为商人精神价值观的核心。所以，在山西商人会馆中很崇祀关羽。这是因为：①关为山西解州人氏，武圣人为同乡也；②关以义气为主，敬奉关羽，作为义利观的精神偶像。正如《山陕会馆志》所载：“夫子读麟经深明大义，故身陷贼，志百折而不回，以刘豫州分固君臣而恩，则为手足，千古君臣相得无有逾……今秦晋商人亦既轮涣辉煌，朝夕告虔春秋俎豆矣，而能仰体夫子之心，以事君则忠臣也，以事父则孝子也，以敬先则悌弟也，以交友则良朋也，言必忠信，行必笃敬。”
在义利思想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则成为商人的商业道德观。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宋人范仲淹说：“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司马光从《中庸》中得到的精义是“诚者天下之道”。这些对经商者的商业道德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明末清初“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55]的商人大有人在，但奉行诚信不欺的商人仍为主流。明代陕西扶风商人樊现(1453—1543)经商足迹南至江淮，北尽边塞，其取胜之道是“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益损，诚谓天道难信哉?”[56]诚信不欺，以诚信重义作为商人处世立业之道，“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可谓商人精神价值观的体现。
 
  (三)谋略竞争观
  义利思想是中国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也是经营管理哲学。但商品市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57]深谋略，通权变，作为商场上的竞争之道，则体现出明末清初商人文化观的又一特色。明人张四维说：“蒲俗，善贾者必相时度地居物而擅其盈，故其业有不终身(生)变者，有不终岁变者，其
有一业不变而世守之者。”[58]蒲人王海峰，奇人也，“始亦以居货走四方，而中负隐隐与众不类。……青沦者故太公管仲与盐策之区，陶朱公据以累致千金者也。国家亦有榷务存焉，法弊利雍。诸贾过，不以正目视之。公独曰：此可居也。遂相地计宜，审时观变，究览鹾政。……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59]
 
  (四)修身正己观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基础。“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60]这就是说，修身正己，在教化中使人具备担当治国、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质要求。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三略》概括为“道、德、义、仁、礼”，诸家对修身正己的标准虽然提法不一，但其核心内容都是相同的，目标是一致的，构成了中国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从事商业的商人，在人文思想的影响下，与诸家思想家一样重视修身正己，并结合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