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27甚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到处建立孔教会，“宣讲圣经，男女皆听”。实际上康有为承认西方自然科学可以引进，但坚持政治伦理以儒家经典为本。梁启超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28上述观念是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普遍观念，与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无相通之处。汤志钧先生在谈到《孔子改制考》一书时说，康有为“用的是封建主义的‘旧方’”29非常准确地概括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的思想实质。
（三）政治伦理上的两面性：既要改革君主制度，又保存着浓厚的封建纲常意识。维新派儒家伦理本位的原则必然体现于改革方针，他们的理想是君主立宪。但其君主立宪与西方君主立宪又是有区别的。西方君主立宪移权力于议会和内阁，维新派的君主立宪集大权于君主，康有为对西方代议制的理解就不外是每十万户举一个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30康年把“设议院定官制尽改政法”作为变法运动本源，他具体解释说“凡国有大事，下诸议院，议院议之断之，而君行之。官君有不同可使复议，复议不能定，可更置议员，是大权仍操之君。”31梁启超把变法运动的目标归结到改革官制，他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32这里并不涉及限制君权。因此可以说，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并不是西方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是儒家伦理制约下对现行社会制度的修补，是西方民主与中国知识分子初恋时期的变异。维新派封建思想意识的核心还没有得到触动。


维新派的以上历史局限性，是由两个原因决定的。首先，他们当时并没有读到多少西方资产阶级学说，还没有来得及形成资本主义民主意识。梁启超指出，康有为早年读的那些有关西方的书籍“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33谭嗣同当时“并卢骚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34梁启超自称1890年之前还“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这一年他路经上海在书摊上看到《瀛环志略》一书，“始知有五大洲各国。”35后来强学会被封，他仍住宿于会所，才阅读了该处收藏的一些翻译书籍。1903年，梁启超在回忆夏曾佑的两首诗时客观地谈到了他们当年的思想水平，“吾党当时盛言春秋三世义，谓孔子有两徽号。其在质家据乱世，则号素王；在文家太平世，则号文王……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而其思想程度若此，今过而存之，岂惟吾党之影事，亦可见数年前学界之情状也”。36他们以儒家思想为基本武装，撮取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间接知识和感性认识，就匆匆登上了历史舞台。其次，维新派的思想状况，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据统计，1872-1894年间，国内仅有50余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合计资本四千余万元，而且大多数采取了集股经营的方式，民族资产阶级显然还是一支稚嫩的力量，当然无从形成强有力的资本主义政治理论和纲领。在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等级社会中，究竟能产生多少民主意识？因此，正是近代社会本身决定了维新派的历史局限性。

三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欧榘甲、麦孟华、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先后流亡日本，于1898年12月创办了《清议报》，继续进行政治宣传。1901年12月《清议报》因火灾损失而停刊。在这三年中，他们基本上完成了从科举知识分子激进派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之所以出现上述变化，有两个历史原因。
（一）在日本期间广泛深入地接触了西方新学。维新派广泛结交了日本朝野人士，受到他们的影响，如伊藤博文、犬养毅、柏原东亩、大隈重信等人。这些交往活动，在梁启超的诗句中可以大量发现，例如梁记载中所说“余去年出险之役及今次远游之费皆感侯之赐”，即指伊藤，诗中亦有“出匡恩未报，赠缟爱何深”的感叹。他自述“余与东亩为弟兄之交”，与犬养毅“血泪热在腔，肝胆沥相见。”他还读过大隈的《昔日谈》一书，诗中有“第一快心事，东来识此雄”“牛刀勿小试，留我借东风”37之句。《清议报》大量介绍和宣传了孟德斯鸠、霍布士、斯宾诺沙、伯伦知理、加富尔、克伦威尔、俾斯麦等人的思想或生平。维新派尤其从日本人的译著中取得政治营养。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学界“广求智识于环宇，其所译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38日本的政治学说和社会政治生活对他们进行了再教育，梁启超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39
（二）更为清醒明晰地认识到国际形势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维新派敏感地体察出这个形势的变化，发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进一步受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熏染。英布战争、菲律宾独立战争、俄国民粹派运动对维新派的影响最为突出。他们认为英布战争是英国“殖民政略的结果”，而殖民政略则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产物。他们用优胜劣败的法则解释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掠夺并且斥责帝国主义是强权的表现，同时又用生存竞争的观点来增加民族自信心，特别是从菲律宾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独立战争（1899-1902）中汲取力量。欧榘甲说：“强弱无定形，大小无定势，众寡无定理，自立则弱可转强，自强则小可抗大，合群则寡可敌众，如菲律宾土人以小岛卒抗天下莫强之美国是也”，因此，“观乎菲律宾，中国人可以自处矣。”40梁启超赞扬菲律宾人民“血战三年，死伤疫疠，其所谓惩创美国人者不可谓不巨。”41“实我亚洲倡独立之先锋，我黄种兴民权之始祖也。”42在民粹运动的启示下，他们断定“自今以往，俄罗斯终不能不行欧洲大陆之政体，此全世界有识者所同料也，吾中国亦若是而已。”43


《清议报》时期维新派的群体意识，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资本主义民主意识初步形成；（二）封建纲常意识基本脱落。
维新派热烈赞美和提倡自由、民主、宪法和政党，把衡量社会人生的价值标准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刻度。华盛顿、拿破仑、卢梭、孟德斯鸠等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成为至高无上的崇拜偶像；“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拿总余子，卢孟实先河。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吾侪不努力，负此国民多。”44他们认为卢梭《民约论》为今日中国所急需，“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45他们认为“自由者，精神生发之厚力也。”如果国民缺乏自由精神，“虽日手西书，口西法，其腐败天下，自速灭亡或更有甚焉耳。”46他们建立了新的礼义观，“礼者何？公理而已；义者何？权限而已，”传统儒家礼义不讲人的权利和个性，因此中国虽大，只不过“聚四万万不明公理，不讲权限之人，”47其败亡之道可知。那么权是什么呢？是人权和国权，“国权不全，则土地人民不能自治，发令行政受人羁勒，虽有国土不能复谓之国矣。”48人权的本质是人的独立精神，也就是“卓然自主，不隶属于人。”人权是“天下间至贵至宝而不可缺之要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得之则存，失之则亡，得之方可顶立于天地，失之则不得齿算于宇宙，”“国之存亡兴衰，一视乎国民独立之精神。”49为了保证国民自由伸张其独立精神，就必须有宪法和政党。宪法“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当然宪法并非万能，它必须以民权来保证，“民权者，所以拥护宪法而不能败坏者，”“苟无民权，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