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精神生态上的多重性，就个体而言，确实有其决裂与选择的双重痛苦，而这种根本性痛苦正是产生真正思想的土壤。在全球化和后殖民时代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既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单一的大锅饭中，也不可能完全蹈空而跳入商品经济大潮，抛弃自己的心性血性底线。处于跨国资本主义语境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职能确实在发生转化。然而，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心性价值和学术操守，这是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精神定位的关键。

 

一    全球化问题思考中的价值失重

 

       全球化问题多年来一直牵动着中国学术界神经，知识分子在为自己定位的同时，大多在思考问题背后的问题，并进而警惕问题的偏向性：一是以西方中心话语为方向，将中国现代化看作全盘西化，使自己成为分享第一世界学术强势的权力知识分子；二是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为理由膨胀为一种极端的后殖民敏感性，受个体经验和本土经验限制而过分强调对西方的抗拒，在一种不切实际的变形的自我巨型想象中，成为一种新冷战思维的播撒者。这两种方式，看似不同其实有内在的相通性，即都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身份重建丧失了信心，将本土文化独特性本质化了。

       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引发无数争论的问题。《时代周刊》（Time）有人认为：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甚至连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换言之，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读书多的人，而是必须具有独立精神、原创能力和为观念而生存的人。作为知识分子必得以思想为生活，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的批评者和新价值的创立者。

       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并非一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只有那些在教育过程中生命的内在素质获得“质的飞跃”的人，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唯有知识分子不隶属于任何阶级而葆有自由思想的权力，才能在“暗暗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唯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能担当起自己的思想使命，才能真正区分意识形态思想和乌托邦思想。

       法国思想家福柯分析了作为一种权力的知识，展示出现代社会中人所受到的压抑和对这种压抑的反抗，揭示了来自人心中的自我压力以及经过社会化而成为了权力的运作方式，从而继承和捍卫了知识分子的参与社会的人文传统，全力反抗来自任何方面的权力压抑，完成“公众知识分子”的自我角色认同。同时，福科强调自己很难认同那种对任何事情都怀有负罪感的所谓“知识分子”，因为这种知识分子无论是思考、写作，还是言谈、分析时事，都是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这种知识分子自身值得清理的问题很多，因为在一种真理话语的膨胀中，在一种虚构的思想理念中，在一种看似辉煌的理想城堡中，知识分子却被禁锢在“思想牢狱”里。只有使别人的思想得到改塑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塑，改变自己的意识的同时也改变别人的意识，才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当代法国社会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同样从新的角度对知识分子加以阐释。认为对知识权力的反思性关注，是植根于科学实践并面向社会实践的。知识分子具有反僵化体制性，既反对那种知识领域自恋式的唯我主义，也反对那种纯客观的所谓客观研究，而是张扬一种异向思维，一种揭示社会畸形存在方式的反思性思维。知识分子必得对自身存在的话语空间和所面临的前沿问题做出理论阐释。在这些学术求真中，一大批虚假的争论寿终正寝，而真正的问题却激发本真学者去着手解决。布尔迪厄在《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中认为：知识分子是在克服纯文化和世俗化之间的对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对人文和科学研究的控制在学科中变得日益明显，那些依附于大型文化机构(报纸、电台、电视等)的生产者，也越来越被迫接受和采用按部就班工作的规范，他们往往无意识地将这类规范当作知识分子成就的普遍标准。于是产生了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标准评价自己和自己生产的特权这样一种危险倾向。知识分子发现，他们越来越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而越来越多的人(技术官僚、新闻记者、负责公众意见调查的人、营销顾问，等等)却赋予自己一种知识分子权威，以行使政治权力。这些新贵(new  madarins)毫不犹豫地声称他们的技术或经济——政治文化具有超越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在世俗化进程中，传统文化被贬到无用、琐碎，雌伏的地位。在大众传播的控制下，某些知识分子蜕变为一种狭隘私欲的自我，使公民不再关心公共事务，从而垄断和俗化了公共领域。传统式的知识分子的预言功能被抛弃了，知识分子不必在萨特的“总体知识分子”和福柯“特殊知识分子”之间做出选择，从而丧失了知识分子的基本功能。

       思想家哈维尔的说法更为激进：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知识分子来说已习以为常。知识分子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知识分子都多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

       可以说，当代世界知识分子权力场出现了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会折射到中国知识界中，使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要对西方问题加以关注，另一方面要对本土文化和知识现状加以阐释，并且要对文化虚无主义加以拒斥，对自我心性、个人价值、言说方式加以坚持，对民间、庙堂的立场进行自我选择。面对“下岗”的时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正在从思想者的岗位下岗，忘掉了自己的思想、道义、价值、根本归宿和存在意义。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将在全球化语境与中国问题中，不再以心理变态和脊梁弯曲为代价走向权力中心主义，而是义无反顾地选择自己的个体边缘话语的立场。



二    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状况

 

       当代知识分子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应答大抵是乏力的。这表征为：一方面总是将思考放入过分高远的理想中，而往往成为与现实脱节的局外人，或者抱怨自己生不逢时，而在这个冷漠的、对立的、冷战的世界中显得那样迂腐、空阔、疲惫而丧失思考和批判的力度；另一方面，他们在这个“与时俱进”的时代，或者不断改变自身的身份，甚至不再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平台为自己的思想地基，成为无力承担思想重量的“知道分子”，其基本素质和人文关怀的构成出现了惊人退化。可以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在近20年的问题史上逐渐形成今天的众多问题。诸如：心态浮躁，功名心强，学阀作风，门户之见，学术背后的利益关系，唯我独大，近亲繁殖等。这些问题使得知识分子的含金量正在减弱，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问题和存在方式的文化变异，值得学界深加关注。

（一），新战国时代立场选择的二难悖反。

       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庙堂与自由、政治与学术、思想与政治之间进行着选择。这种精神定位的多元性选择，使得对其精神价值建构评价殊异：有人认为，他们是依附权力体系和经济运作的非独立知识分子，还有人认为，他们是患了“软骨症”、“犬儒病”的知识分子。这些说法不免因情绪化而有诸多偏颇。我在此将这几类知识分子的思想选择中的价值定位归纳为：精神逃逸说、人文精神说、新诸子时代说、理想主义说等，意在关注当代知识分子的分化问题，以揭示当代知识分子的不同价值选择道路。

还有一批知识人既无力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