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话语的当代挑战，也无力回到传统国学的深层，因而掉头进入“市民时代”的狂欢，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待国学或西学，只求为我所用。这样一批知识人在消解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方面确实是众所周知的，在语言游戏、价值游戏、生命游戏中也不失为佼佼者。当然还有一种打着解构的旗号的人，为自己的无信仰也怀疑别人的信仰，为自己无操守也怀疑别人操守，对自己无价值追求也怀疑别人的价值追求，为自己的无理想也反对别人有理想而张本。似乎在现实生活中灵魂是无用的，唯有肉体存在才是重要的。强调欲望，追求享受，不惜为这个平庸时代的身体意识和肉欲意识寻找合理性根基。对这类无批判地怂恿大众文化而过分张扬肉欲，清醒地分析其价值误区之所在，实在是知识分子放弃不得的工作。

       （二），知识群体的思想分化。

       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的思想分化是前所未有的。不管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还是社群主义、犬儒主义等，都在寻求自己的安身立命的小天地。宏伟的大理想正在消失，人们在为一些小理想——房子、汽车以及自己的具体权力话语谋划。同时由于丧失了求同存异的善意理解的前提，人们变得冷漠焦虑起来。知识分子的话语战争在90年代的后期一轮接一轮、一环扣一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得广大读者对知识分子在诗人之死、小说兑水、散文虚拟之后，对理论思维的含金量持怀疑态度。知识分子在新世纪第一年并没有很大的作为，这是平静甚至有点冷清的一年，但是历史终将不会停留在风平浪尽，而思想也不会永远停留在无思的港湾。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在全球化中面对真正的问题，走出自己狭小空间，进行学风转向后的中国思想的重新确立，并且把这种思想波击推行到教育方针和文化传承中去，使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国思想成为人类思想财富中的一部分。

       更深一层看，知识分子的分化有“经济”和“权力”两方面原因。想获取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需要寻求自己的养父，一是西方基金会，二是中国本土的资金。无论是获得西方基金会的承诺，还是利用国内资源，都是为了使自己迅速富起来。这种“权力与经济”的梦想将80年代的“启蒙和超越”的梦想淘汰出局。这当然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有关，人们要谋求有尊严的生活，又没有中产阶级的从容。另一方面，一些知识分子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他们对权力的敏感远远超过对学术的敏感，往往身在学术而心在政治。这是无奈而可悲的一件事。还有些知识分子希望成为新的中心、新的霸主，在谈论学术时，从笔底流露出来的是面对权力的贪婪。这样，其心态自难平衡，评价事物当然也难以公允，文坛风波叠起就成为必然。

       (三)，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知识型价值颓败。

       知识型价值颓败，表征为知识分子在学风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动向，诸如论资排辈、抢夺话语权，学术空疏，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热衷于在各地不断的组织各种会议，召开会议发纪要，以此形成自己的学术关系网络、圈层和大众传媒的紧密联系。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在世界进入危险暗夜中的思考者，用自己的心灵去对当代复杂问题进行真诚对话的静夜的写作者，而不是那种热闹地在各种会议中不断出风头、拉人选、争夺权力，在不同的评比上出风头获取显赫名声的人，也不是那种热衷于经济、夸夸其谈、下海捞钱的那种知识文化人。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几千年的自我身份书写史，不应该在短短的二十年中把这种身份消失殆尽。在当代公共领域中，全球化可能改变知识分子的部分价值存在功能，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仍然是关注公共领域价值尺度建构的“边缘性知识分子”。他反抗与任何权力话语（包括商品权力话语和名誉虚荣话语）共谋关系，而具有一种独立的个体存在意识和个体批判精神，同时拒绝世俗欲望中心话语，尤其是打着大众或某阶层旗号的话语，进而审理西方文化霸权话语。如此，才可能既注意本土学术谱系的确立，又注意中西学术的汇通；既弄清现代化历程的历史与问题的“路标”，也弄清诸如学科边界的超越和激进保守问题的总结等具体“入思角度”，使学术思想成为个体和群体思想嬗变的契机。

       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和“政治正确”意向中，中国知识分子在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中，注意到后殖民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时，往往强调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主义”，而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新世纪中国“文化输出主义”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在我看来，中国学者的批评精神不可或缺，本土学者应从自己的喉咙发声，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第一世界的话语中心，使得话语成为可以“分享”的，理论成为可“旅行”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价值标准成为可以“互补”的。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理论介入和对中心主义的警惕，对于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使其得以考虑不同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所制约的观念，审理以西方现代性作为全球发展唯一标准或道路的知识佞妄，有着不可缺乏的纠偏功能。

       (四)，网络传媒使知识分子存在地基产生了倾斜。

       在后现代大众传媒时代,整个世界对技术主义的向往和对人文思潮的冷淡,使知识分子少了些浪漫诗性的形而上学之思,而多了一些务实的对当代人生存具体层面的关注。注重研究当代人缺乏交流、闭锁心灵和充满误解误读的现状，不少文化研究学者将思考的焦点放在后现代信息传播的主渠道——电视的研究上，从而为当代信息播撒和心灵整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在这个“新类像时代”，全球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和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像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正在取代生产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在这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日益重要的媒体重新界定着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并打破了表层与深层意义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各种信息图象的纷至沓来，人们在购买消费、感受世界、关注问题或参加社会活动中，受到传媒越来越多的同步性信息获得的制约（如9.11事件的整个过程的报道），镜头的意向性代替了个体的价值判断，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向性变得更加微弱，新闻报纸和电视板块的导向成为人们的“人生指南”。于是一些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了独立思考写作，而成为一个在大众传媒中不断言说者。

       人文思想书写和传播的方式变化导致人文学者思维和价值上的平面化。伴随着全球化出现的知识分子写作和传播有着重要的转变——新的电子群体或电脑空间群体的发展导致感知经验变异并产生新的网络交流空间：传媒文化以其强大力量淹没日渐衰退的书本文化，新的电子阅读方式在文学研究域引起了变革，网上杂志的增加改变着文学研究的出版合法性条件。不断被阐释的网络文本仅仅对人产生某种暂时性的记忆，不仅改变了文学作品对批评家的存在方式，而且削弱了批评家的昔日的重要地位。

       (五)，知识分子已然从乌托邦退回到保守型。

       当代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了微妙的处境性移位和情绪性变化：一方面理性的清醒使其认识到中国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另一方面改革进程中的腐败问题、权钱交易问题、利益分配不公问题、体脑倒挂知识贬值问题，使其渐渐成为改革的旁观者和利益失落者，尤其是在全民下海浪潮中知识分子的迅速贫困化，使一些知识人开始怀疑改革之初那种美好承诺，开始毫不留情地批判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和世俗化浪潮。同时，一批学者退守到纯学术领域，在以修身养性和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的两套法则的协调中，使自己涌动的经济欲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