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话语的紧张关系逐渐平息下去，并以在学术跨国语境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为理由，挣脱国内的政治失语和经济地位的尴尬，而进入新一轮跨国学术交锋中。于是，采用新的国际流行的学术思潮，新理论话语，以所谓“知识先锋”姿态成功地掩饰了自己政治经济日益“后卫”的处境，并在一种新的加入国际学术界的幻象中，为自己贫弱的反思能力和难以面对现实的逃离态度找到心安的借口。不难看到，知识分子在学术思维上能够走在社会的前列，但在实践方面的选择却总是迟疑犹豫，并出现了难以逆转的知识分子角色多元边缘性定位和群体公共性价值意向的丧失。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工作不再是“启他人之蒙”，而是“启自我之蒙”。康德在“何谓启蒙？”中强调理性自身的自觉自由，这给“自我启蒙”规定基本方向。在我看来，今天的后启蒙是一种自我精神觉醒（而非启迪他人和大众），对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必须学会真诚地倾听，宽容地对己对人，并进而追问自己言说和写作的意义，从而使自己的存在成为社会的一种微量元素或尺度，一种具有批判性、前瞻性、示警性的生命存在方式。他注重选择的个体自由和自主多样性，使那些强迫人接受的东西成为历史遗迹，同时也将价值废墟前的新选择推到每个人面前。后启蒙消解知识分子的话语特权，强调每一个体都有资格将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但不强求每一个人都和自己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而需要在对话中达到同情地理解。从而在真正的公共空间中，一种在前现代与现代社会之间日渐弱化了的群体主义，变成了现代性信息社会中新的话语——强健的个体自由精神，并由此生化出宽松的公共领域对话的“话语场”。

       (六)，知识分子在大学教育中的问题。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除了自己思想的超前和广泛接纳欧风美雨的启蒙民主思想以外，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当时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能把知识分子个体性思考的点滴成果集中推行到整个教育制度上，将思想成果体制化。而今天学者的边缘立场使得他们和教育制度离得很远，他们无兴趣、无心情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思想成果教育体制化，因此就出现了一方面是教育问题成堆、教材问题成堆、大学教育学位制度问题成堆，另一方面是教授思想原创性正在消失，人们热衷于一次又一次的评奖、评基地、评重点，人们热衷于反复填表格拉关系。校长、主任、教授的职能，知识分子的职能好像就是就是填表格、找关系、拉帮结派，最后投票，获得各种虚幻名誉和自欺欺人的地位。独立的思考不见了，独立的思想转化为中国思想深层次的东西不见了，独立的思想转播出去变成民众的思想更是不见了。思想和大众文化消费脱节，就像科研与成果的转化脱节一样，人文科研成果就只能束之高阁，变成了文人沙龙里的独白。这无疑是今天的理论思想生产者和大众脱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时，大众文化研究应运而起，一部分学者注意日常生活，但是在拥抱日常生活、颂扬日常生活时恰好过多地看到日常生活的合法性，而没有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日常生活的人云亦云的批判，对日常生活的那种无所驻心的、缺乏反思性的、当下即得的批判。二十年过去了，不少知识分子已经忘掉了原来对日常生活也需要反省和批判的，因为知分子就是反省和批判的别名。

       可以说，教育浮夸问题和形式主义问题，不注意改进教学质量，不注意教授的学养和生存环境，不注意量才录用而只看标签和关系，不注意中国人文科学的持续下滑而一味追求所谓的国际水平，不仅使教育经费浪费很大，而且教学质量不断下降。空洞地要求高学位，而不注意真才实学，使得教育日益形式化、虚拟化、官僚化（当官必须有某种学位）。如何对教授最有新生命力的思想推广到体制中去，注重学术本身而不是学术以外的东西，使教育不仅成为大学知识延续和传递的枢纽，而且成为关心人性发展的重要维度。这正是当代中国大学教育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新世纪中国教育实施与科技飞跃产生良性循环的基础。

       当前教育改革呼声甚高。进入新世纪，教育作为文化生产中的最重要的动力性因素，起着支撑文化再生产和人才再生产的重要任务。教育改革关系到“中国形象”的塑造，关系到新世纪中国文化的传承和拓展，值得学术界认真研讨。


(七)，人文理想主义的风尚正在终结。

       就知识分子的思想功能和精神价值而言，90年代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同于80年代。就文学界知识分子而言，已然发生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裂变。当代知识分子遭遇到诸多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学者们都在寻找新的价值规范尺度，提出各种新的价值设想。当代“学者”的处境和特殊之处就表征为，在对一个对象进行研究时，必须时时提醒自己，任何思考都不能逃逸反思性的自我批判。因此，那种轻飘的调侃性的游戏文字，将使学者的思想重量消解，因为这类低俗化文字只会怂恿人向绝对世俗化倒退。学者的反思性观念，要真切地反思和批判知识分子掩饰自身特殊利益时的那种故作姿态的自我表白，瓦解知识分子的“自恋症”，揭穿文人极其有害的文字游戏。因为反思有助于知识分子走出自我幻觉，摆脱心造的幻影。而学者是自我反省的缩影，以对自己加以揭底的方式埋藏旧我而开掘“新我”，从而把问题最隐密的真象揭露出来。

人文理想在这个后殖民时代应该说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奇怪的是：理想主义在世俗化浪潮中很快失效。在文学知识圈层中，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更多——全面阅读诗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我看来，一个民族的“诗的精神”是一个民族精神升降的风向标。这不仅仅是诗歌长短句的形式，更指从更广泛的文体中，包括学术著作，流露出来的人文理想和超迈的精神气质。今天，很多人读的写的都是消费性的文字、香甜轻松的文字。编辑向学者约稿也喜欢往这个路子走。那种家园式的、终极追求式的、有着诗意的高迈和升华感的文章已经少见。诗意精神的消逝，使世界成了一个经济型平面。

从话语递进角度看，形而上的“诗歌时代”过去之后是虚构性的“小说时代”，人们通过小说营造了新的乌托邦。“散文时代”则进一步消解了诗歌的形而上和小说的虚构，把它们变成了一种现实，变成了对当下境遇的描述。散文在这个片面上承袭了诗意散落的碎片，整合了现代人的感伤，加上市场的炒卖，这是散文时代的景观。散文时代消逝之后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传记时代”。基本倾向是作家们热衷于用半自传体写作，渴望写各种欲望。甚至是许多传记都将重新用新历史的形式改写历史，包括重新写秦桧、严嵩、周作人等。历史中的白脸与红脸也许将在这种新历史书写中角色互换。消失了诗意，即消失了尺度；消失了小说虚构，即消失了理想；消失了散文，即消失了一份闲适。对历史书写成了翻案的新历史。这个时代急切需要有良知的批评家的加入，需要批评家新尺度的建立。否则这个时代将变成一个非尺度或者无尺度的时代，一个私人传记和窥视欲成灾的时代。

(八)，知识分子在世俗的反经典时代的尴尬。

       尽管全球化可能改变知识分子的部分价值存在功能，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仍然是关注公共领域价值尺度建构的“边缘性知识分子”。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并不是只要高雅生活而不要日常生活。人是日常生活的人，同时作为学者来说是学术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怀疑比较少，他要遵守日常生活的游戏规则，但是，在学术领域可能就有一种对前提的怀疑、对既有知识体系的怀疑、对既有的游戏规则的怀疑，还有对命定般的、我们在出生之前都已经决定好的语言规则的怀疑。这些怀疑并不必然导向虚无主义而又可能是对“对虚无的穿透”——对自我思想的清场。这种清场意味着对有些过时知识、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