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知识、错误训导的质疑，因为它作为知识体系向我们灌输，成为我们知识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从这个体系上出发去检视世界的话，就可能出大问题。知识分子还要对地基要加以怀疑，对研究方法论进行某些怀疑，哪些是过时的方法，哪些是明明错误的但是不断巩固错误的方法；还要对一些结论加以怀疑。怀疑的根本目的不是怀疑，怀疑的目的是为了不再产生或者说不再全面产生怀疑，但是深信一些在假的、不好的东西祛除以后出现的真的东西。

反经典在当代中国成为知识界的一批“黑马”崛起的坦途。但是在我看来，那种世俗性的单纯地反传统、反历史总有些可笑。传统不管是反还是不反，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经典。简单地否认它，前提是承认它们是经典。所以，新世纪的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不是在反传统、反经典中使自己成为经典，而恰好是决裂历史（审父）与选择新路（审己）的双重困惑中自审：跟什么决裂？决裂之后又选择什么？这种选择是否具有真实的意义？是否能够成为自己生命的真实声音？回避这种精神自审，是很多人在20世纪找不到位置或失语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21世纪的痛苦将是“试验的痛苦”。在经典之外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合法性，我们必须找到历史的缝隙，并将自己的心性智慧的思考铸成我们的历史。然而，周遭的一切都变成了偶然的、机遇的，赌博式的心态成为潜意识的甚至被怂恿的，一切都成为不确定中的试验，同时又得承担选择的后果——也许萨特已经先行地告诉我们这一道理。这种在偶然中承担后果的成功率又是非常低的。长年累月众多的文人写了多而又多的书，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少之又少。历史的淘汰率是非常高的。边缘知识分子在这时只能选择“在守成中创新”。看起来他们是在边缘，但今日的边缘可能是明日的新的“可能性中心”。这种所谓的中心只是一种可能性，是瞬间的“不断被替代的中心”而已。


三    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平台和价值重建

 

       在知识谱系的转换中，知识分子的选择变得重要起来。知识分子既不可能彻底逃离人文精神而拥抱世俗精神，也不能完全在精神流亡中走向单一的传统，更不可能告别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而走入犬儒主义和语言游戏。抱怨时代是无意义的，全球化时代仅仅提供了一个契机和场域，关键在于知识分子的主体和自我选择。如果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知识谱系转换的世纪末风景中，使其人文学术的内在生命力日渐枯竭，甚至其学术主题和问题都只能依靠海外引入，跟在别人后面学嘴，自己丧失了提出和解答问题的能力，那是相当可悲的事情。

       从全球化角度和知识分子审理的角度透视知识分子问题，有可能使我们能够站在更高的知识价值层面看当代知识分子不同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诸多现实境况，以阐释其不同于往昔的精神存在方式,并对其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中的问题,做出新的判断和修正。正如胡塞尔所说的那样，哲学家是“人性的担当者”。正是基于这种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和思想平台，知识分子就不能终止投身于普遍价值和知识范型价值重建的倾向,这或许是知识分子的应有之题。

       对知识分子而言，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世界作为一个互动的体系，使得所有世界成员都不可能逃逸社会发展或衰退所带来的种种存在压力。从“全球镜像”中看当代“中国镜像”，对诸多具体镜像进行审视，有可能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形成一种紧迫的问题意识，进而在剥离文化霸权话语的虚妄时，厘定当代最为基本的问题并警惕互相缠绕的思维陷阱。只有抓住历史的契机，把握全球化构成中的处于低势位的“转型期中国”所具有的流动演化性，追问自我身份认同在价值创构中遭遇到的诸多问题，才能使思想者在话语转型的“苦难历程中”，体认到这种境遇所提出的挑战式机遇，并转变僵化观念抵达多元性对话，从而将前沿性思考推进到新世纪。

       知识分子的存在是这个时代存在的一批活跃的因子，知识分子存在的思考的对象是这个时代群体中问题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问题的提出者，他需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到优先的地位。在我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形而中”、“形而上”“形而下”三个层面对社会现实加以关注。就“形而中”层面而言，知识分子强调一切文化制度社会都与人的欲望有关，讨论各种欲望及其压抑和敞开问题有就触及到人的全面发展、片面发展、片断性异化，社会制度和社会公正、社会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人类远景是否辉煌，人们日常生活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人与社会的生态学联系形态等。进入“形而上”层面，将引发关于死亡的看法以及此岸彼岸的宗教问题的思考，对理性的设限和对禁忌的设立，以及关于生命终极意义问题的追问问题。进入“形而下”层面，则关注社会边缘群体，诸如下岗女工、关于边缘人、社会底层处境的思考等等。

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已经不可忽略。因为，在前现代时期，经验先行，理论滞后，理论是经验的总结。在现代时期，根据韦伯和西美尔的看法，经验与理论并行交错，有时是理论对经验纠偏，有时又可能是经验对理论纠偏，两者互补互动。在后现代时期，则要改写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也许相反：“理论之树常青，而生活有时是灰色的”。信息社会瞬息万变，时空观念与康德时期已经不完全一样。人们观念的改变可以导致生活状态的改变，导致存在意义的转变。理论因此成了先行者，但危险在于，它可能是空洞的，也可能是游戏状态的，甚至可能是误导状态的。尽管如此，也不能改变理论具有先行意味的事实。所以，在理论超前的状况下，知识分子要对当代和未来的走向先行提出、先行感受、先行体验，甚至先行判断。没有这一切先行判断的胆识和前瞻性，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先见”，知识分子对当代问题和未来走向将是盲视的，即使在自以为“洞见”的时候也有可能产生“误读”。

       在话语意义上，当代知识分子不再是以寻求共同性为旨归，而是强调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中的个体、民族、国家文化的差异性。传统知识分子过去一般是求同，就是个体与集体保持步调一致、目标一致、思想一致。但今天的思想关键词是“差异性”：个体与他者有差异，这一代学者和上一代学者有差异，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有差异。这种存在于文化、语言、思想方面的差异是正常的，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寻找自己个体生存理由、个人学问的出发点的关键。怀疑只是我们清理地基、自我清理思想、清理历史的一个开头，但是，更重要的是清理后，消解了一些累赘物、多余物、剩余物和不重要的东西以外，在剩下“事情本身”的真理后，中国知识分子还要创建或者重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

这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从“文化拿来主义”走向“文化输出主义”。一方面，在现代性时代我们还处于知识“求学”阶段，基本上是跟着前沿性学术走。新世纪就更加具有精神自觉，不仅知道跟着走跟着说，还知道如何“接着说”，并且能反思自己言述是否恰当。另一方面是，新世纪的中国毕竟已不再仅仅处于从前现代到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而要面对现代性自身的诸种困惑，面对复杂的后殖民语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就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背景。其中，不仅有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向，还有人们心态的转向，后殖民语境的转向，以及个人学术的定位、定力和转向问题。在这种转型中，有清醒的新世纪中国文化输出意识殊为重要。

       全球化时代使中国从“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提供了基础。一种东西方知识分子平等对话在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中将成为可能。因此，全球化时代对知识分子不仅意味着要不断创造新的思想，而且要找到新的传播自己新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