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成书于东汉中叶公元二世纪初的《说文解字》,所载河北诸水的归宿,基本上和《汉书·地理志》相同;泒水、沽水、*[儽字亻改氵]水皆作入海,*[儽字亻改氵]水即《汉志》的治水,滱水亦误作入河。

《水经》一书中,各篇所反映的情况有先有后,大不相同。圣水下游即《汉志》桃水,《汉志》作“东至安次入河”,而此作“东过安次县南,东入于海”,似应采自早于《汉志》的记录,其时安次县南的滱(易)、泒等水下游还是一片汪洋,被目为海。易水、巨马河两篇应为比《汉志》晚一些的记录。易水下游即《汉志》淀河下游,巨马河的下游亦即易水下游,《汉志》滱河“东至文安”,而《经》作易水“东过泉州县南,东入于海”,巨马河“东过东平舒县北,东入于海”;泉州在文安东北,东平舒在文安东南,反映了此时易水亦即巨马河的河口段比《汉志》时代的滱河有所伸展。《浊漳水》篇中见“乐成陵县”,郦《注》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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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滱会合以下,《汉志》称为滱,《水经》称为易。

 

乐成县,陵字乃桓帝所加,则此篇应写作于桓帝即位之年(146)以后。其叙浊漳水下游作“东北过成平县南,又北过章武县西,又东北过平舒县南,东入海”,与《汉志》虖池别河的经流相同,水名已变①,其入海处则仍在东平舒县东,与《汉志》时代同。以上这几篇反映直到东汉桓帝时代,河北平原自西南向东北流的漳水和自西向东流的易水(下游合巨马河后一称巨马河),都还是独流入海的,还没有汇合为一,海河水系尚未形成。

    但是,反映在淇水、沽河两篇中的情况,却与漳、易等篇迥然不同。

《淇水篇》载淇水“东北过广宗县为清河”,而清河下游在过浮阳县西之后田,又东北过濊邑、乡邑、穷河邑、漂榆邑才入于海。涉邑即章武故城,见《水经浊漳水注》。乡邑、穷河邑虽无可确指,大致应在今静海县境和天津市西郊一带。漂榆邑更在下游,杨守敬《水经注图》置于天津以东,大致正确③。《沽河篇》载“又东南至泉州县与清河合,东入于海。清河者,泒河尾也。”可见在这两篇里,自西南向东北流的清河,已与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沽河在泉州县境内汇合,东流入海,汇合处正应在今天津,汇合后的“泒河尾”正应相当于今之海河,海河水系此时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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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经》漳水下游,即《汉志》“故章河”及虖池别河。   

      汉浮阳县隋改名清池,唐宋金元为沧州州治,在今沧州市东南四十里,见《清一统志》天津府古迹沧州故城。   

      《淇水注》引《魏土地记》曰:“高成县东北一百里,北尽漂榆,东临巨海,民咸煮海水,藉盐为业。”据《寰宇记》、《清一统志》引旧志,高成故城在今盐山县东南。漂榆约与高成东北百里处南北相值,可知应在天津市区以东。

 

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

 

A—B  清河第一期

A—C  清河第二期

A—D  清河第三期,称清河水

E—F  清河第四期,AD间仍为清河水

G—F  清河第五期,GA间为白沟

H—I  清河第六期,H—清渊为白沟,清渊—海口为清河

H—G  204年所开白沟

J—K  206年所开平虏渠

M—N  213年所开利漕渠

O—P  226—232年间所开白马渠

Q—R  238年所开滹沱新河

 

    怎么会出现这种新情况的?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这需要从清河的变化说起。清河的逐步伸展,是海河水系形成的关键。

    从最早的清河起到见于《水经》记载的清河,其起迄和经流都经过多次变迁。尽管文献记载疏略,但大致情况犹可考见,约可分为六期:

    《水经河水注》:“河水又东径遮害亭南,……又有宿胥口,旧河水北入处也”。《禹贡锥指》虽然把禹河的尾闾部分搞错了,惟其考定禹河应自汉黎阳今浚县西南汉遮害亭东的宿胥口,别《汉志》河水而北流,行《水经淇水注》的宿胥故渎、白沟,至汉内黄县东北洹口以下,行《汉志》所载邺东“故大河”,下接《水经》漳水东北流,则是正确的。又,见于《北山经》的河水,自汉信都县以下虽与禹河不同,自信都以上,依方位、地势推断,应与禹河相同,也是走的自宿胥口北流合漳这条道。

    最早的清河,应出现于河水在宿胥口改道东流,走《汉志》大河的时候。河既东去,相当于《水经注》中自黎阳以上的白沟和宿胥故渎这一段《禹贡》《山经》河故渎,因地势高昂,应即断流。惟自黎阳以北的汉内黄县(故治今县西)境起,故道为出于黎阳诸山的泉流所汇注,仍循《水经》白沟《汉志》邺东“故大河”北流会合漳水。因此道本为河所经行,而向之浊流,至是变清,始被称为清河。此时清河首尾大约不超过三百里,源流不长,所受支流仅为今汤阴、安阳境内几条小水,流量亦不丰,故不见于记载。这是清河的第一期。

    《战国策·齐策》一苏秦说齐王曰:齐“西有清河”;《赵策》二苏秦说赵王曰:赵“东有清河”;《史记·张仪列传》说齐湣王曰:秦攻齐,“悉赵兵渡清河,指博关”;《赵策》二张仪说赵王曰:今秦“告齐使兴师度清河,军于邯郸之东”。这是清河见于记载之始,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此时清河当已不走邺东“故大河”,东移于漳水大河之间,经流绵远倍于第一期,成为介于齐赵二国之间的巨川。但其始末经流,和《水经》中的清河尚有所不同。上游仍起于内黄同第一期。东北至内黄北受洹水,此下行《汉志》洹水北至汉清渊县(故治今临清西南)西北汇而为清渊,此段同《水经》。自清渊以下,《水经》清河过广宗县(故治今县东南》东、东武城县(故治今武城县西北)西东北去,在西汉清河郡治清阳县(故治今清河县东)之西北。按:水北为阳,则《水经》此段清河,当非清河旧道;战国时此段清河应自清渊折而东行经汉清阳县南,东流偏北略循《水经·河水注》中的屯氏别河故渎入大河。这是清河的第二期。

    第二期清河大致持续到汉武帝中叶不变。元光三年(前132)河水先后在顿丘(故治今清丰西南)和濮阳(故治今县南)瓠子两处决徙①,决处都在大河东南岸,可能还不致于对清河发生影响。可是到了武帝后期,元封二年(前109)塞瓠子后,“河复北决于馆陶(故治即今县),分为屯氏河,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到了元帝永光五年(前39),“河决清河灵(故治今高唐西南)鸣犊口,而屯氏河绝”②。不久屯氏河复通,故《汉志》魏郡馆陶下仍有“河水别出为屯氏河”;清河郡灵县下仍有“河水别出为鸣犊河,东北至蓨(故治今景县南)入屯氏河”。又,清河郡信成下有“张甲河首受屯氏别河,东北至蓨入漳水”;据《水经河水注》,则屯氏别河出自馆陶之东屯氏河。自元封以后七八十年间,馆陶以下的清河,屡次为这些决河所截断分割,故道遂不复可问,因而在《汉书·地理志》里,清河郡境内也就只见这些决河,不见有清河了。其自内黄县北洹口以下至信成一段,则被视为洹水的下游。③自战国至西汉前期长达千数百里的清河,至是只剩下洹口以南百余里一小段仍称清河。《志》于魏郡内黄下云:“清河水出南”,这是因为此时清河首尾都在内黄县境内,故但著其出于县南,不用再提到它至某县入某水了。这是清河的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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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丘之决在是年春,濮阳之决在夏,见《武帝纪》。决于濮阳之瓠子,见《沟洫志》。   

      这两次北决皆见《沟洫志》。   

  河内郡隆虑下云:“洹水东北至信成入张甲河”。“洹”,今本误作“国”。

 

新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河自濮阳西北之长寿津决而东去①,由今山东入海。从此馆陶、灵县既不再为大河所经行,屯氏、鸣犊二河及由屯氏河派出的屯氏别河、张甲河等,自当同归堙塞。但清渊是内黄的清河水和洹水所汇注,不能无所归,乃溢出东北流绝张甲河故渎,过广宗县东、东武城县西、广川县东,过蓨县南行屯氏故渎,又东北过东光县西,行大河故渎过南皮县西至北皮亭东会合漳水,这就是《水经》中清渊县东北的白沟和广宗东北至南皮北的清河。其时上游仍当仍西汉后期之旧称内黄以南为清河水,称清渊以南为洹水。自清渊以下,虽然不是战国至西汉前期的清河旧迹,因为它出自清渊,经行清河郡境,所以仍被称为清河②。清河从此又成为河北平原一条源远流长的大川,这是清河的第四期。

《续汉书·郡国志》以永和五年(140)版籍为据,仍同《汉志》仅在魏郡内黄县下系以“清河水出”四字,不及上承黎阳的白沟,此时应尚无白沟。《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204),“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运”,不称遏淇水入清河水而作入白沟,知此前已有白沟。是则白沟应形成于永和之后,建安之前。据《淇水注》,淇水径黎阳西南合宿胥故渎,又东北流谓之白沟,东北径黎阳西山即同山、白祀、枉人等山之东,下入内黄。宿胥口北黎阳西山东麓,原是《禹贡》《山经》时河水的故道,当时人何以不把这条水看作清河的上游,而别称为白沟呢?这是由于:一、大河故道堙灭已久,不复为当时人记忆所及。二、这条水本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人工开凿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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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年见《汉书·王莽传》。决处见《水经河水注》,《莽传》作“河决魏郡”,盖决口北岸为魏郡地,南岸则为东郡濮阳县地。决后泛清河以东数郡,不塞。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始发卒数十万遣王景等修治河堤,明年功成,即《水经》及《注》中的长寿津以下的河水。

  《汉志》魏郡清渊下注引应劭曰:“清河在西北”.《水经》白沟“又东北过广宗县东为清河”.据郦《注》清渊在清河县西北,盖清河自清渊溢出北流即入广宗县境。

 

    黎阳西山东麓地势高昂少水源,因而自河徙宿胥口东去后六七百年来,这里从没有出现过川渎,只能在黎阳以北存在着清河水。所以这条永和后出现的白沟,其水源必别有所资。这在《淇水注》里可以看得出来。

    《注》云:淇水“又东出山分为二水,水会立石堰,遏水以沃白沟,左为菀水,右则淇水”。淇水自元甫城东南流径朝歌县(故治今淇县东北)境,在建安九年以前,又东南流至黎阳西南遮害亭西十八里淇水口入河。至建安九年曹操于水口筑枋堰,才遏水东入白沟。菀水上承淇水于元甫城西北,自石堰东注菀城西南;又东南分一水西注淇水为天井沟;分工水东注台阴野:一注白祀山西麓白祀陂,一注同山西麓同山陂;又东南由菀口入淇水。淇水右合宿胥故渎,又东北流谓之白沟。由此可见,开凿白沟的:工程是相当巧妙的:人们在淇水出山处建立了一个石堰,只让一部分水仍由淇水南流入河,分一部分东径菀城西南,东南流径淇水河谷和台阴野之间的高地,然后由菀口以建瓴之势注入经过疏浚的古大河故道即白沟。简单说,就是白沟的河道利用了《禹贡》《山经》时代的大河故道,而其水源则是由分淇为菀而来。郦《注》原文似说成立堰的目的即在遏淇、菀二水以沃白沟,不确;实则在立此淇水出山处石堰之初,枋堰未立,淇水犹南流入河,立堰的作用只是在遏部分淇水入菀水以沃白沟。要到建安九年曹操筑枋堰,淇水才也被遏东流入白沟(下详)。

    根据桓帝以后写成的《水经·浊漳水》篇,自“北过堂阳县西”至“东北至昌亭与滹沱河合”,即《汉志》“故章河”,“又东至乐成陵县北别出”以下①,即《汉志》虖池别河,“又东北过成平县南合清河②,又东北过章武县西,又东北过平舒县南,东入海”。则其时清河北止于成平之东。  《淇水注》“清河又东北径南皮县故城西,又北径北皮城东,左会滹沱别河故渎,谓之合口,城谓之合城也。《地理风俗记》曰,‘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城’,即是城矣”。《淇水注》中的滹沱别河故渎,实即《浊漳水经》中乐成陵县以下的漳水;北皮城东的合口,即《浊漳水经》中漳水自西南来经成平县南,又东北合清河之处。

合口以下,在《浊漳水经》里是漳水的下游,“又东北过章武县西,又东北过平舒县南,东入海”;但在《淇水经》里则不提合漳水,而说在“东北过南皮县西”之后,“又东北过浮阳县西,又东北过濊邑北(西),又东北过乡邑南(东)③,又东北过穷河邑南,又东北过漂榆邑入于海。”这是《浊漳水经》写成以后的新发展。其中合口以北,浮阳县和濊邑以西一段,应即《浊漳水经》中“东北过章武县西”这一段漳水;水道是原有的,只是名称的改变。“又东北过乡邑”一段,则为建安以后新出现的水道(详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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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东昌县东汉省为昌亭,西汉乐成县桓帝于成下加陵字,见郦《注》。东昌故城在今武邑县东北,乐成故城在今献县东南,见《清一统志》。

    ②“合清河”三字《大典》本无,吴琯本有;其后朱谋韦、赵一清、杨守敬等从吴琯,戴震、王先谦等不从。吴琯殆以所见宋本为据,与《淇水注》所载清河北流形势亦合,宜可信。

      濊邑即章武县城,《经》文“涉邑”下“北”应作“西”,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已指出.清河过濊邑西后应继续北流,方得至泉州县境与沽河汇合,故“乡邑”下“南”应作“西”或“东”(杨守敬《水经注图》作东)。乡邑故址当在今静海县境。又东北“过穷河邑南”,当已进入今天津市郊区,故址约当在今杨柳青一带。

 

    如上所考,清河在永和以后建安以前五六十年间,上游出现了起于黎阳西南以菀水为源的白沟,下游仍在南皮县北五十里北皮城东注入漳水,这是清河的第五期。

    清河的第六期开始于建安年间,由于在曹操主持下改造了白沟和开凿了平虏渠而形成。

    《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204)正月,“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建安十一年,将北征三郡乌丸,“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这是见于《三国志》关于这两项工程的记载。

建安以前,白沟仅以菀水为源,菀水只分得淇水的一部分,已见上文。又据《菀水注》,菀水在未入白沟以前,已灌溉了两侧天井沟、台阴野的田地七十余顷。故注入白沟的流量,可以想见相当微弱,不足以资粮运。曹操为通粮运,就得改造原来的白沟。“遏淇水入白沟”,说得清楚一点就是以前只是分淇由菀入白沟,现在则遏淇水干流入白沟,使白沟的流量增加到足够通漕运。陈寿的记载是正确的,但毕竟太简单,看不出此役有哪些具体措施。郦道元在《淇水注》里提供了一些有关资料,由此可以看出,曹操主要是通过如下两项措施达到目的的。一是于淇水口北“下大枋木以成堰”①,遏淇水不使东南流循旧道入河,开渠导淇水东北注入白沟②。这就不仅增加了白沟的流量,也使白沟的河身从菀口上伸二三十里到达枋堰的东侧。二二是在菀口稍下游白沟右合古大河故道“宿胥故渎”处立一石堰,使淇菀合流后的白沟水不至于南出宿胥故渎由宿胥口入河,“遏水令更东北注”,保证白沟通航无阻。曹操此役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从此白沟及其下游清河便成为河北平原的主要水运通道,并在运道的起点即枋堰的东侧,兴起了一个在两晋南北朝时颇为著名的城镇,名为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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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淇水注》作“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欠确切。参以上下文,知枋堰应在水口稍北,堰南是淇水入河故道,立堰后淇水即被遏东入白沟。据《寰宇记》卫州卫县及《通鉴》永嘉六年胡注引宋白,枋堰旁的枋头城去河八里。

  《淇水注》在“成堰”下接着说“遏淇水东入白沟”是正确的,而下文在“宿胥故渎”下说“魏武开白沟,因宿胥故渎而加其功也”则欠妥。魏武只是遏淇入白,改造白沟,并非创辟,不宜加“开”字。但其指出白沟乃因宿胥故渎而加其功,则又是正确的。

 

《魏志·武帝纪》只提到开凿了一条自滹沱入泒水的平虏渠,没有提到这条渠的具体位置。《后汉书·光武纪》更始二年光武自饶阳南至呼沱河,李贤注:“呼沱河旧在饶阳南,至魏太祖曹操,因饶河故渎决令北注新沟水,所以今在饶阳县北”。《通典·州郡典》深州饶阳下注同。《方舆纪要》晋州饶阳滹沱河条下引《通典》此条后,又引宋白曰:“决处即平虏渠也。”又在饶河条下云:“本滹沱之支流,昔时引而北注,合乎易水,魏武开平虏渠,饶河为滹沱所夺。”自《纪要》后,一些清代著名学者的著作如谢锺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杨守敬《三国疆域图》、《水经濡水注疏》,都采用了这种说法。但此说实在是说不通的。

 

《水经注》原有滹沱河篇、泒水篇,惜今本已佚①,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故平虏渠不见《水经》及郦《注》记载。可是今本《水经注》虽不见平虏渠,却载有平虏城。《浊漳水注》引应劭曰:“平舒县西南五十里有参户亭,故县也,世谓之平虏城。”按《魏志·武帝纪》,曹操在建安十一年既凿了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泉州渠见于《水经淇水注》和《鲍丘水注》,起自泉州县境内清河北合滹沱河的下游,北径泉州县东,又北径雍奴县(故治今武清旧城东)东入鲍丘水②。既然泉州渠是因为起自泉州县得名的,则:平虏渠亦应起自平虏城附近或平虏城因在平虏渠首附近而得名。平虏城即西汉参户县治、东汉参户亭,今青县西南木门店,正是两汉滹沱河经流之地,那末,南起参户亭侧的滹沱河,北至文安县东注入泒水的平虏渠,应该可以断定,就是《水经淇水》篇中自濊邑西“又东北过乡邑南(东)”一段清河。滹沱与漳水本汇合于参户亭侧近③,所以平虏渠一经凿通,清河水便得经由北皮亭至参户亭间的一段漳水,注入平虏渠,北会泒水。到了写作《淇水》篇时,竟把北皮亭、参户亭间的漳水和参户泒水间的平虏渠,都看成是清河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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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渭、赵一清据《初学记》、《寰宇记》等书辑得滹沱河泒水《经》、《注》各若干条,皆在中上游,不及下游。   

  《淇水注》:清河“东北至泉州县北入滹沱水,……又东泉州渠出焉”。《鲍丘水注》:鲍丘水径雍奴“县北,又东与泃河合”,“又东合泉州渠口。故渎上承滹沱水于泉州县,故以泉州为名。北径泉州县东,又北径雍奴县东。自滹沱北入,其下历水泽百八十里入鲍丘河,谓之泉州口。……今无水”。自魏明帝时决滹沱河自饶阳县境北入泒水(详下文),此后泒水下游即为滹沱所夺,故上引两郦《注》中的滹沱水,即《汉志》、《水经》、《魏志·武帝纪》中的泒水下游。清河北合滹沱水后互受通称,故《淇水注》称泉州渠出自清河,《鲍丘水注》称泉州渠故渎上承滹沱水。《沽河注》又云:“沽水又南径潞县为潞河,又东南至雍奴县西为笥沟,又东南至泉州县与清河合”。潞河下游也在泉州县境与清河合,合后清河潞河又得通称,所以《魏志·武帝纪》中的潞河,亦即《淇水注》中的清河,《鲍丘水注》中的滹沱水。据上引《鲍丘水注》。泉州渠北口应在洵河口之东,《魏志·武帝纪》作“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与郦《注》稍有差异。这可能是由于陈寿记事稍病疏略,也可能是初议凿渠北起泃河口,工程实践中乃移于泃河口之东。要紧的是陈寿的记载虽不能算错,若无郦《注》,后人便不可能知道泉州渠的比较正确的位置及其起迄。又,陈寿作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可能指施工程序是自北而南;而淇水、鲍丘水两《注》都明说泉州渠水是自清河即滹沱水北流入鲍丘水的,这当然是渠成后的实际情况。   

  《水经·滹沱河》篇虽已佚,其见于《浊漳水》篇的自昌亭至乐成陵县与漳水合流一段,流路仍与西汉相同,则乐成陵以下,仍应流经成平县北参户亭东,亦与西汉同。东汉时的漳水经成千县南,东合自南皮县西北宋的清河于北皮亭东,又“东北过章武县西,又东北过平舒县南”,参户亭郊为所必经,滹沱河皮即在此会合漳水。

 

    这一推断是完全符合于当时的地理形势的。反之,若从李贤、杜佑、宋白、顾祖禹之说,则在情理上无法说得通。

白沟下接清河这条水道,在建安以前本已成为河北平原自西南通向东北最近捷的运道。清河已北合滹沱于今青县。曹操为了要用兵对付以辽西乌丸为首的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乌丸而开凿平虏渠,这条渠当然应该从今青县的滹沱河北指今静海的泒水。其时泒水下游当已北合沽河于今天津,所以开平虏渠后接着又开泉州渠,使运道又北抵今宝坻县东的鲍丘水①。又有《三国志》缺载而见于《水经濡水注》“与泃口俱导”的新河,自今宝坻县境鲍丘水东出,经右北平郡南境(今丰润、唐山一带),至辽西郡的海阳县东南(约在今滦县、乐亭之间)东会濡水(今滦河),直抵用兵乌丸的前线。总之,由于用兵的对象在东北三郡,粮秣军需自中原运来,当时所凿的运河当然只能是由原来的水运极东北处继续指向北或东,那就决定了平虏渠非在今青县、静海间不可。若说平虏渠开在饶阳县境内,自县南的滹沱河凿向县北的泒水,那末运道就得从今沧县(北皮亭故址在县西)、青县一带的清河溯漳水或滹沱而上,西退约三百里,才折向东北,又四五百里才抵达今静海县的泒水。曹操不是獃子,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蠢事来?

决饶阳县南的滹沱河使它北入县北的泒水,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不过那是另一回事,与曹操凿平虏渠不相涉。《元和郡县志》深州饶阳县下有云:“州理城,晋鲁口城也。公孙泉(渊)叛,司马宣王征之,凿滹沱入派(泒)水以运粮,因筑此城。盖滹沱有鲁沱之名,因号鲁口。”同样记载又见于《太平寰宇记》深州饶阳县下。按,司马懿征公孙渊,事在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其时河北水运形势,已不同于三十二年前开凿平虏渠时。曹操在凿平虏渠之后七年(213),又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漕,取名利漕渠;引漳处在斥章县(治今曲周县东南)南,注白沟处在馆陶(今治)县西南;见(魏志·武帝纪)及《水经淇水注、浊漳水注》。又十余年,约在魏明帝太和年间②,白马王彪又凿渠上承滹沱河于饶阳县(治今县东北)西南,东流经县南,至下博县(治今深县东南)界入漳水,史称白马渠,“渠”一作河,一作沟,见《水经浊漳水注》及《寰宇记》饶阳县下引《水经滹沱河注》、李公绪《赵记》下博县下引隋《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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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游即今潮河,下游略当今蓟运河,中游久已堙塞。

② 据《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楚王彪以文帝黄初七年(226)自寿春徙封白马,是年文帝崩,明帝即位,太和六年(232)改封彪王楚,推定。

 

有了利漕渠,则漕运从白沟上游来,可经由此渠折入漳水,或溯流西入邺都,或顺流而下指向东北。有了白马渠在饶阳西南沟通滹沱与漳水,这就为废弃滹沱河旧经饶阳南会漳一段,使改道经饶阳北入泒准备了条件。所以到景初二年司马懿在饶阳凿滹沱入泒水时,这一工程的意义已不仅是利用滹沱泒水运粮而已,实际是在清河运道之西,另辟一条纵贯冀中平原的南北运道。这条运道取道漳水自西南而东北,到下博折而西北,由白马渠至饶阳西南,折而东北经由滹沱新河经县北入泒水,循泒水东北直达今天津。

    明乎此理,当然就可以确信《元和志》、《寰宇记》的记载是可靠的。李贤、杜佑、宋白等昧于汉魏之际河北水运形势的发展过程,又由于鲁口之鲁与平虏之虏同音①,鲁口滹沱新道也和平虏渠一样,是沟通滹沱与泒水的,遂误以司马懿的鲁口滹沱决河当曹操的平虏渠。清代学者顾祖禹、杨守敬辈大概是因为《后汉书》李贤注和《通典》在《元和志》、《寰宇记》之前,曹操开平虏渠见于《三国志》,而司马懿决鲁口不见于正史,竟以李贤、杜佑、宋白之说为是,而以李吉甫、乐史的记载为非,这是颠倒了是非。

可能有人要提出疑问:既然曹操所凿平虏渠就是《水经》中流经今青县、静海二二县的一段清河,那末《水经淇水》篇为什么《经》、《注》都不提到此事?这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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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寰宇记》饶阳县下或作虏口,或作鲁口。《纪要》饶阳滹沱河条下引宋白谓“旧于渠口置虏口镇,后讹为鲁,因置鲁口城”,以鲁为虏之讹。但鲁口城条下则引《寰宇记》及十六国、北魏时史事,皆作鲁口。核以《晋书·前后燕载记》、《魏书·道武纪》、《周几传》、《地形志》则皆作鲁,无作虏者。


 

 

    《水经》文字极简略,对人工:开凿的水道概不予以说明。如渠水即《竹书纪年》中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为大沟而引甫水”的“大沟”,亦即《史记·河渠书》中“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的鸿沟,《纪年》《史记》都说系引河而成,至《水经》时犹以“渠”:为名,顾名思义,可知出于人力开凿,但《渠水篇》并无一语道及。《淇水篇》对清河的上游也只说“淇水出河内隆虑县西大号山,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不提曹操始遏淇入白沟。所以对清河的下游不提有一段是曹操所开平虏渠,也就毫不可怪。清河东北流至泉州县境与沽河会合才东入于海,这对清河而言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关节,但《淇水篇》叙清河经流,最后只说过漂榆邑入于海,竟不及此事,此事只见于《沽河篇》。即此更可见《淇水篇》叙清河下游疏略之甚。

    至于郦道元的《注》,有些地方很详,有些地方很略,全得看他搜集到多少前人记载。《淇水注》在《经》文“东北过濊邑”以下注得很简略,可见道元所得见的资料很少。由于这些资料没有提到清河下游与曹操的关系,道元自然也就不会提到。其实当地和附近的人民,至少一直到曹操凿渠后五百年,郦氏注《水经》后二百年的八世纪初叶唐神龙年间,还并没有忘记这件事,所以河北道监察兼支度营田使姜师度在附近傍海凿渠,被认为是“约魏武旧渠”,仍以平虏为号①。

以上阐明了公元三世纪初,东汉末建安年间,曹操经略河北,南遏淇水入白沟而白沟自菀口上伸至枋头,北凿平虏渠而清河下游自滹沱河下展至泒水。此前泒水已东展至泉州县东南今天津市区与沽水合流,清既入泒,清泒合口以下亦号清河,所以《水经淇水篇》作清河“东北过漂榆邑入于海”,《沽河篇》作沽河“东南至泉州县与清河合,东入于海。清河者,泒河尾也”②。从此清河进入了它的第六期。

清河进入第六期之时,也就是海河水系开始形成之时。此前北来的沽河已与西来的泒水会合,而*[儽字亻改氵]水即《汉志》治水已在雍奴县境入沽,泒水已在中游汇合了易、滱等水,至是清河又汇合了漳水、滹沱河南来与泒、沽会合③;沽泒清三河汇合了河北平原上大部分水道,包括近代所谓海河水系北运(沽)、永定(*[儽字亻改氵])、大青(泒)、子牙(滹沱)、南运(清)五大河,毕会于泉州县东南即今天津市区,然后东流入海,海河水系宣告形成。时间是东汉建安十一年即公元2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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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和志》沧州鲁城县:“平鲁渠在郭内,魏武北伐匈奴开之”。《寰宇记》沧州清池县废乾符县(唐末乾符中改鲁城为乾符,后周废入清他):“平虏渠在县南二百步,魏建安中穿乎虏渠以通运漕,北伐匈奴,又筑城在渠之左。”这两条记载把曹操所凿平虏渠说成在唐鲁城县郭内或县治南二百步,这是错的。汉魏之际的平虏城,即西汉参户县治,今青县西南木门店,见上考。唐鲁城县“本汉章武县”(《元和志》),在今黄骅县西北隅,西距木门店约九十里,故曹操所凿平虏渠,不可能经过这里,渠左的城也不可能是曹操所筑。按《旧唐书·姜师度传》载,师度在神龙中“约魏武旧渠,傍海穿漕,号平虏渠,以避海艰”;《新唐书·师度传》作“循魏武帝故迹,并海凿平虏渠以通饷路,罢海运,省功多”.则《元和志》、《寰宇记》所载平虏渠,应为姜师度所凿。这条渠首尾不详,约当在魏武旧渠之东数十里,去海已不远,故史称“傍海”。师度知道魏武旧渠约去此不甚远。故亦以平虏为名。《旧书》在“魏武旧渠”上用一“约”字是很妥善的,《新书》改用“循”字,径以虚拟为实迹,那就不对了。

  “泒”传世诸本皆作“派”,独全祖望本赵一清本作“泒”。杨守敬于《沽河篇·疏》中是派而非泒。以为郦《注》于《经》文末句下列举清、淇、漳洹、滱、易、涞、濡、沽、滹沱诸水同归于海以释《经》,“不及泒水,而漫以诸水为泒水之尾,尤非。盖《经》言派河尾者,谓众河之尾也;众河发源不同,至此同流归于海,故总括之曰派河尾矣。按,《说文》:‘派,别水也。一曰,水分流也。’左思《吴都赋》:‘百川派别,归海而会’。郭璞《江赋》:‘流九派乎浔阳’,则派为众流之义甚明”骧按:《水经》作于司马懿凿滹沱入泒水之前,故在泉州县会合沽河清河者乃泒河而非滹沱。況沽会合在前,清河北展来会在后。泒沽既合于清河未来时,合流处泒殆盛于沽,因此称合流入海一段为泒河尾,这是合乎情理的。清河既来,又改称合流入海一段为清河,故《经》文特意说明沽清会合处这段清河就是泒河尾。郦《注》作于司马懿之后,泒水自饶阳以下,已为滹沱所夺,故《注》所列举在泉州同归于海诸水中,但有滹沱而无泒水,这是很自然的,不能因此遂断谓《经》文不得作“泒河尾”。杨氏所征引许慎、左思、郭璞诸家文字,都只能说明一水分别为数水曰派,不能据以证数水合为一水亦曰派,派河尾就是众河之尾。故鄙意此字当从全赵本作泒。

  漳水滹沱河大部分流量为清河挟而北流,应仍有部分流量循故道东流入海,至郦道元时其残余见于《淇水注》者,被称为清河枝津,盖郦已不知为漳水、滹沱之遗迹。



三、海河水系形成以后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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