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纪之交的冲突与融合
 
    一个充满着机遇与危机的21世纪即将来临。这一新的千年更替对于世人的生命力，就在于要落实到人伦日用之常的现实生活层面，协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结构关系，使之合理化、和谐化，使人伦日用秩序化，群己关系规范化，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关系融突和合化。这是儒家伦理的特征，它凝结为“东亚意识”的智慧和生命。 
 
    “东亚意识”是一种批判意识、反省意识。自我反省，才能自我批判。“吾日三省吾身”的意识，从实质上说是自我激励意识和自我实现意识。从历史上说，中国有自我封闭意识和独裁意识，从而有君主专制和苛政暴政；日本有军国主义和侵略意识；韩国有专制主义和“士祸”等。近代以来，东亚各国受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东亚内部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历史的创伤。如何规范世界历史和东亚历史？如何反省和批判历史？这些均是规范、指导和制订现代现实社会方针政策的依据。故而，反省、批判东亚的历史和现实，是放下包袱、敞开胸怀、迎接未来的意识。 
 
    “东亚意识”是一种多元意识。在后冷战时期，世界并不是由两极转变为一极，而是转变为多极化，这意蕴着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多极化）和多元文化的世界化。就前者而言，世界文化多元化之道，包括社会典章制度、民族种族和文化价值观、宗族信仰、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结构等多元现象，不可强求一律；即使是同一儒教文化圈之内的东亚地区，由于各国原有的社会文化背景、政治经济制度、心理价值取向的差异，儒学在东亚各国的地位与作用、内涵与形态以及对社会、人生所产生的功能与影响亦各具特色，异彩缤纷，这便是儒学的多元化。就后者而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5〕？在世界和东亚的“殊途”、“百虑”的多元化现象中，蕴藏着“同归”和“一致”之道，这便是和平发展之道，融合对话之道，生态环保之道，简言之为融突和合之道。 
 
    在当前世界多元冲突融合中，形成了诸多地区性、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共同体”（称为“和合体”〔6〕更切实）组织，并宣扬一种共同体意识。东亚具有悠久儒家文化历史的国家与地区，能否像在经济领域腾飞那样，在文化领域为人类的共同利益作出贡献？如何在全球化、国际化的时代调整中发挥东亚的理念和价值？如何为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提出有价值、有效用的对策和原理？这便是东亚学者所“应思”、“应虑”的人类安身立命的问题。
 

三、和合与21世纪
 
    “东亚意识”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经世意识、反省意识、批判意识，归根结蒂是融突的和合意识。“东亚意识”作为和合意识，或和合的“东亚意识”，是东亚的多元化意识或多元化的东亚意识。什么是和合意识？和是和平、和谐、祥和；合是融合、合作、结合等等意思。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人的心灵及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生命、新事物的总和。
 
    从中华传统文化而言，和合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华和首要价值。《周易》讲阴阳和合的“保合太和”；《诗经》讲“和羹”；《国语》讲“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7〕，史伯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8〕；也子讲“和为贵”；孟子讲“地利不如人和”；《管子》和墨子都提出“和合”的概念〔9〕；荀子讲“万物各得其和以生”〔10〕；《老子》讲“冲气以为和”；道教《太平经》讲“乐乃可和合阴阳”〔11〕；佛教讲“因缘和合”。这些思想成为中华多元文化中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一致”、“同归”之道，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并贯穿中国礼乐文化的各个层面，如天文地理、农学医学、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政治外交，无一不以和合为指导原则。它亦是儒学的核心精神。 
 
    提出和合意识，是基于这样几方面的思考： 
 
    第一，如何回应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三大挑战？当今人类面临着严峻的冲突和挑战，面临着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的冲突；人与社会的社会危机的冲突；人与人的道德危机的冲突；人的心灵的精神危机的冲突；文明之间的文化危机的冲突。这五大冲突在东亚各国（包括中国），其严重程度并不比其他国家、地区要轻。 
 
    除此之外，中华民族还面临着西方文化及现代化的挑战。如何回应人类所面临的多元冲突？怎样寻求人类文化的出路？如何回应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中华民族应以什么面貌进入21世纪？人类世界应怎样面向21世纪？东亚或中华文化能否提出具有理论性的指导思想和功效性的操作手段？能否取得一些共识？ 
 
    和合学认为，和合是最佳、最优化的文化选择，因为融突而和合，对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有巨大的魅力；对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有内驱的动力。人类面临的五大冲突，只有和合才能合理地、道德地、审美地化解，才能创造性地解决中西文化的价值和合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才能使中华文化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走向21世纪。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哲学思想，也只有面对现实的各个层面的挑战，并对挑战作出回应，才能焕发、增强和发展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理论智慧。如果不面对现实的挑战，中华文化就会丧失其转生的能力，成为过时的、僵死的、博物馆里的古董，在现代激烈冲突和挑战中，不可能走向世界和真正地面对21世纪。 
 
    第二，如何解决自近代到本世纪80年代关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论争？自西学东渐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深感因落后而受侵略的痛苦，他们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向西方追求真理，力图使中华文化向现代转化，于是提出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宏观继承、抽象继承、具体继承、创造性解释、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全盘西化、复兴儒学等等主张，这些都是文化整合的方法，都是使中华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的手段。但这些文化整合方法的背后，都有一只“无形的手”，这只无形的手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不同的价值观就有不同的价值评价和价值取向。尽管这些文化整合的方法和手段在提出时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均没有一套新的理论或学说框架。和合学给这些一个多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文化整合方法以一个落实和安顿，并试图在化解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中发挥出有效的生命智慧。 
 
    第三，如何“转生”中华文化？纵观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每一次从死亡到转生，大体上是300多年到500年间。譬如从孔子建立儒家学派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建构新儒学及两汉经学，约经400来年；从董仲舒到魏晋玄学的建构，约经300多年；从魏晋玄学到唐代儒、释、道三教之学，约近400年；从唐代玄奘、窥基、法藏、慧能等佛学大师到宋代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理学家的出现，亦近400年。唯独宋明理学讲了近1000年，一直延续到现在。究竟要讲到什么时候为止？讲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宋明理学中的程（颢、颐）朱（熹）“理学”，由冯友兰的“新理学”接着讲；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由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心学”接着讲；张（载）王（夫之）的气学，由张岱年和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学人接着讲。由程朱、陆王、张王的“旧三学”一直讲到现代“新三学”，即现代新儒学，究竟有何意义？有何价值？ 
 
    宋明新儒学的理学、心学、气学延续到现代，现代新儒家便吸收西方哲学中的新实在论、黑格尔、康德、斯宾诺莎、怀德海哲学，对“旧三学”作了新的解释，从而开出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