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知识分子对民工、下岗工人这样的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
　　民工及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应该是斗争、立法再斗争来进行的事，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并不直接解决这一人民内部的压迫和剥削问题，如不加入他们的抗争，则是作秀和虚伪。在批判导言》之后的马克思在劝导我们，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和全人类进行的革命，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中象加速度那样存在着的导致危机和断裂的革命可能性的顺水推舟，资本主义照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自己就会发展到崩盘，无产阶级革命冒进不来，也用不着多此一举。明知苦难从哪儿来，却苦于没法下手，要先服从于‘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斯大林发明了这种说法），知识分子的这种同情和关怀这就总显得有点象止痛药和按摩。谁说不是呢，巴黎公社之后的马克思最痛切地知道了这一点。正是在这要命的一点上，马克思觉得彻底不起来，他真的是无奈地说过：我自己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首先是个知识分子？有机于主导性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后来的国际共运史上的各政党内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烹调出来的，而且实际上在实践中也几乎从没有人将它当真坚持。总之，我们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是一回事，如何彻底解除各劳动阶级的苦难又是另一回事。
　　要么不同情不关怀，要同情、关怀得有效，就必须号召各种无产阶级去完成生产资料和手段公有化，但后者既然操作上无可能，会碰壁，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彻底转变之后，才能自然实现，所以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只能是半当中的，是气起来又没办法的，是一个言事行为，一个姿态，一个半心半意的行动，不是一个已有固定议程、可严肃搞定的执事行为。这最后使知识分子如何去同情、去关怀民工及下岗工人的苦难这一点本身成了大问题。作为一个首先必须反思自己的社会、历史处境，深刻认识自己的话语和历史观的合法性上的局限的阶级，知识分子能否有资格来进行这种同情和关心，这本身也成了问题，如果他们自己都不能意识到这一局限，那本来也就不配被称作知识分子。
　　索雷尔和葛兰西向我们指出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主导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又通过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会呐喊的有机知识分子，在经济下的国家资本、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统治下，我们知识分子的话语从来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客观上同时提供着现实辩护和乌托邦计划，如果我们不从自我批判开始去批判这些现实、批判我们自己的批判的话。这种批判是不进则退，停止就是缴械。知识分子这种待价而估的还未划定的阶级正成为各种资本力量、国家权力和政党装置的管家、代理和治疗师。如果也还有忧国忧民之心、救无产阶级大众于水火的心，知识分子清洗自己的良心都会来不及，其越出自己的阶级去为弱势群体的呼喊，必须以这种反思和清洗为前提。
　　二、中国当代无产阶级或各种新劳动阶级的新的压迫和新的苦难之最终境域：从华勒斯坦所说的世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要什么借口就有什么借口，总是可以潇洒地口头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实践上默认自由主义的圆到，好处和舒服同时得到。所以自由主义者也必须领情，没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就变成了好好主义、和事佬主义、诸葛亮战胜了三个臭皮匠主义的没劲，正是马克思主义使它成了一种堂皇的主义。而在自由主义成为整体上下文的情况下，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件很勇敢和悲壮的事，自由主义也因此成全了马克思主义的气节。
　　当马克思从政治的首都巴黎流亡到经济的首都伦敦，他的眼光也从推翻与公民社会的发展相矛盾的资产阶级主导，转到了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化模式中隐含的矛盾的解决上，从黑格尔的权利国家（Rechtstaat）对社会的霸权，到了斯密，尤其是李加图的完全基于劳动 的量化的价值的解剖，和通过个人之间的交换而对市场进行自动调节的这一自由主义观念上。马克思主义也因此从一种革命理论，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和物化分析。它留在二十世纪流向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所生产的有机意识形态这一观念，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布迪厄的‘国家之贵族’、‘象征暴力’，法兰克福学派、勒布夫、Guy Dbord, Agnes Heller的物化分析、日常生活现象学、商品的逻辑和价值象征理论，Maurice Godelier, Jean-Joseph Goux, 或Castoriadis， 波依雅的被金钱和法律之语言结构化的社会想象空间分析。〖巴利巴，《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上，78－9页〗这是我们在当代看新左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对抗所需的一个历史地形图。

　C. 民工问题背后隐藏着中国未来的所有种种暧昧的身份问题，这种人民内部矛盾连接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男女分工、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对立、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对立、中国还未有机会真正露脸的民族主义和种族 主义的各种面相 
　　民工和下岗工人问题，根本上是一个劳动阶级的分化、无产阶级化中的进一步等级分层的问题。在中国，这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成为各种资本力量的工具，通过其各种计划经济时代的僵化政策，去进一步强化这种阶级分化和差异的问题。民工问题是活着的当代人为一个已经死去的时代的政治继续付出代价的问题。巴利巴：阿尔都塞使我相信，劳动阶级的分化不是一个第二位的和剩余的现象，而是今天的各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特征，它们决定着各种革命性转变和社会变革所需要的日常组织的立场角度。毛主义者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之后剩下的，我看是这样一种眼光：‘社会主义的生产模式’在现实中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倾向之间的不稳定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重新在其社会主义国家里引入自由主义的二元论：国家与公民社会、政治与经济、市场经济与阶级斗争脱钩，后者达到自治，并将过程中的所有问题，推诿成‘进步本身之矛盾’，进步成为其意识形态。这种强大的国家装置和自治的个人经济行为之间的幻想中的完美结合，成为我们时代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式社会主义（capitalist socialism）’，而这是马克思曾那么反对的自由主义二元论。〖《种》，同上，2－3页〗
　　从统计上看，从来没有超过一半的劳动阶级被无产阶级化。工资劳动者更多的总是仍处在半无产阶级的家庭中。这种家庭除了工资收入外，总还在生产另外的真实收入：比如说生产家庭自我消费品，或在本地销售的产品，或任何能降低最低工资水平的剩余价值的劳动。〖华勒斯坦，《历史性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文明》，同上，27页〗。中国的农民和民工是最典型的这种半无产阶级。中国的民工现象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的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家降低基本工资，降低成本，增加积累的一种手段。剥削民工不光是剥削民工本身，也顺带剥削和掠夺了民工的家庭，他们在城镇拿到的最低工资里，已被扣除了同时对他们居住地的妻儿老小的未被国家化、体制化的劳动的剩余价值的篡夺！‘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and immediate ways for work forces to increase real income has been the further commodification of their own labour. …One of the major forces behind proletarianization has been the world’s work-forces themselves. They have understood, often better than their self-proclaimed intellectual spokesmen, how much greater the exploitation is in semi-proletarian than in more fully-proletarianized households. ’〖同上，37页〗民工现象在中国决不是特殊的，它在我们的国民经济里成了一种结构性的需要，也就是说，民工这种社会身份是我们的国家‘生产’出来的。民工这种社会身份的设定，是一种更大剥削的需要，是国家、资本和资本投资者的需要，将被不断维持。象户口，临时居住许可这种强制性的国家对公民的搬迁限制，对壮劳力与其余家庭成员之间的分离或远距离隔离，都是国家与资本结合来控制劳动力，降低最低工资标准的阴谋（一个有民工这样的阶级来生产超额利润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市场，也只不过是：a set of rules or constraints resulting from the complex interplay of four major sets of institutions: the multiple ‘nations’, whether fully recognized or struggling for such public definition ( and including those subnations, the ‘ethnic groups’), in uneasy and uncertain relation to the states; the classes, in evolving occupational contour and in oscillating degrees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income-pooling units engaged in common householding, combining multiple persons engaged in multiple forms of labour and obtaining income from multiple sources, in uneasy relationship to the classes. 〖同上，64页〗这个市场里包括了家庭劳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义式社会主义市场！）。从长远看，民工现象也是国家为了逃避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一再推衍对绝大多数的公民的平等的福利权利和要求的计谋，强制家庭成员为其余的成员负某种福利责任。〖参看同上，52页〗
　　而另一方面看，民工的身份划定又是各种资本力量不断通过政府和国家政策和力量强加它的反平等的再分配的途径。民工问题是国家长期对农民，对于农村的以土地为根的劳动力储备的无情掠夺和毁灭性开采、掠夺的残酷的继续。他们是半无产阶级，但看上去又有点象国家的半奴隶！
　　可是，对于农民和民工来说，‘阶级斗争无从说起’，本质上，斗争总是在‘资本积累者’之间进行，这是国家和资本家高兴看到的；阶级斗争总成了有产者之间的斗争，农民、民工和其它半无产阶级总是先已被晾在一边。〖同上，63页〗在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群众这两个概念从来没有被重视过。无产阶级的名头下，仍有各种被强行划定的二等三等身份，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民工这个身份是最新的一个捏造。在1949年到现在的国家资积累中，人口中90％的人作出了牺牲，有时是不吃不喝（而这本来也是很好的扩大内需）地来搞‘社会主义’的经济，还要叫由无产阶级落魄为群众的人民去搞阶级斗争，而实际上，这早已是农民和城市福利阶层和国家官僚之间的阶级斗争了。中国的农民和民工过去没轮上过阶级斗争，将来要轮上看来也玄。‘说实在的，历史上，有产阶级是唯一有过的阶级’〖巴利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