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阶级、观念》，同上，94页〗，阶级斗争只发生在有产阶级之间；中国农民和民工面对的永远只有种姓、秩序、户口、临时居住证、盲流遣送……。
　　但每一种社会身份都以其余的所有身份为上下文，它反映了一个社会在某个时期的社会价值、行为规范和集体象征。‘民工’真实地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当代生产关系实质，其制度环境不改变，民工问题就不会消失。我们可以自问：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其实有多少条政策、法规、内部边界，在阻止一个农民按真实的市场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农民身上的劳动力不也象他们生产的粮食和棉花一样，由于国家的无论多么好心的干预，而得不到其合理的市场价值？民工自己的劳动力商品象他们丰收和粮食和水果一样，在各种资本力量垄断的市场中被倾价恶销掉了。
　　现在，我们总算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么需要民工：1. 他们灵活可变，不需要为其将来的发展或养老保险先期支付什么，总之是不用为所有非利用劳动时间预付租用费；2 .可根据投资者的成本考虑任意重新再置，重新布局、部署 ；3.可通过拖欠、克扣、非货币支付手段等来降低劳动力成本（民工家庭的临时和本地生产实际上是对民工基本工的一种‘补贴’，是在间接地为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作贡献！）。全世界80％以上的人口在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资本积累者在这一人口里又细细分出等级、内外，在各边界和分层的地方设置那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干部，来保障其积累的顺利进行。〖华勒斯坦 《种》，同上，108页〗在民工问题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比现有的资本主义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残忍的社会主义策略，民工问题是它制造的阶级差异、阶级等次增生的一个例子而已，民工现象一定已蔓延到了我们社会中别的阶级分层上了。
　　国家是制造国家内外的各种边界，尤其是国内的、甚至是市场内的各种内在边界（innere Grenzen， 费希特）, 看不见的边界的作蛹者。无论是一个偷渡到美国的福建农民，还是一个到北京打工的甘肃民工，他们的头将一而再再而三地撞到同一堵国家所拦着的墙上。可怜他们自己就是国家用来造成各种内在边界的桩柱！这样的新劳动阶级连无产阶级都不是，他们过的是一种‘非生活’，一种‘有待去过的生活’，他们的‘家’，只是一个几乎是家的‘家’。〖巴利巴，《政治与其它场景》，Verso，2002，83页〗获得最高的工资价格的总是携带着继承性、积累性物质和象征资本的中产阶级教育体制里制造出来的男性劳力，一路下来就是民工、女工、童工、难民、等等这样的身份等级。民工问题牵连到的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无限地制造新的阶级差异、身份差异和工资差异的一大串问题。
　　所以知识分子的关心民间疾苦，为弱势群体主持正义，一下子变成一个棘手的事。它事涉农民、民工、下岗工人、妇女劳动、童工、外企、私企职工等群体的利益与得益之间的冲突问题了。各种资本力量将会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制造出新的阶级差异和阶级苦难，我们知识分子想去关心都关心不完。而且，我们知道，这些群体之间的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一遇到这些问题，国际劳工－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所有经历过的问题和斗争，又得在中国重演一遍：工会、劳动权益保障立法、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基本社会保障……所有的社会立法问题都滚滚而来。知识分子的关心，还存在一个是否关心得公平的问题了。而且马上又有一个能否去关心得称职的问题了，有没有资格去关心，其关心的合法问题，同时出来了。
　　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职能机关，是要帮助人民找到他们自己的真正命运，黑格尔在《权利哲学》里这样说。马克思也说到，劳动分工真正起源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之时。……从那时起，意识真的可以自诩不只是对现行实践的意识，，它也真正反映了那并不反映任何真实的东西的东西。〖《德意志意识形态》，C. J. Arthur英译，伦敦，1970年，51－2页〗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者，为某一主导阶级制造借口和幻觉。马克思称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主导阶级的‘积极的概念意识形态分子’。为了掩盖自己的这一身份，我们知识分子总是将自己神秘化，不肯让人知道我们能制造出那些意识形态，是 因为我们处在某种生活方式、我们的历史特殊性、我们的职业思考方式等等所致。‘理性‘、‘自由’和’‘人类’这样的字眼使我们误认为自己 是无阶级的，是高于别的一切社会实践的。〖巴利巴《政治与其它场景》，同上，50－51页〗换 句话说，我们不自觉地用我们的知识、话语替国家和各种资本力量生产、维持着各种阶级差异。所以，你想想，让国家知识分子去讨论和解决民工问题将会是一种什么后果！在民工争取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个平等阶级的过程中，民工这个阶级里自己会生产出‘知识分子’，来为它在壮大过程中争夺文化霸权的，葛兰西说，以其技术－思想可租用性来为国家服务的知识分子，决不是民工们的同盟！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是通过拉弄市场过程中的各个关节上的‘干部’来维持自己，知识分子怎能挡得住这种拉拢？〖同上，147页〗民工和农民是在物质上和社会生活上最吃力不讨好的阶级，他们被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市场等级的不可避免，被市场规律和来自工头和老板的强压。但也正是中产、小资知识分子拼命制造着关于进步的意识形态，关于美国梦、阿信的故事，用既爱国又改革的新时代精神这样的意识形态去麻醉水深火热中的劳动者。如果有民工参与的阶级斗争，那也一定存在于民工和农民与各种市场‘干部’、知识和脑力生产之间。在未来，我们的各种 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辩护想绕开这个农民和民工问题，将是难上加难，知识分子要做成知识分子，也将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是极不负责任的，不光是一般所说的对民间疾苦的冷漠，而且也因对权力平等这一中产阶级革命理想即自由主义核心原则的漠视，而延误了对市场过程中的国家合法性基础的求证，这一点甚至都能证明他们并不是自由主义者。
　　〖附1〗葛兰西论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之间的关系 〖引自《读本－1916－1935年著作选》，David Forgacs编，伦敦， 1999年，301－311页；中译本，葆耕译，人民出版社， 1969年，418-42页〗
　　很少有人挑战葛兰西对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与正常的关系的论述，他的这一关于知识分子社会功能的理论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重要，我推荐大家透彻地阅读它几遍：
　　Are intellectuals an autonomous and independent social group, or does every social group have its own particular specialized category of intellectuals?
　　1. Every social group, coming into existence on the original terrain of an essential function in the world of economic production, creates together with itself, organically, one or more strata of intellectuals which give it homogeneity and an awareness of its own function not only in the economic but also i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fields. The capitalist entrepreneur creates alongside himself the industrial technician, the specialist in political economy, the organizer of a new culture, of a new legal system, etc.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entrepreneur himself represents a higher level of social elaboration, already characterized by a certain directive and technical (i.e. intellectual) capacity: he must have a certain technical capacity, not only in the limited sphere of his activity and initiative but in other spheres as well, at least in those which are closest to economic production; he must be an organizer of masses of men; he must be an organizer of the ‘confidence’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