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结果，并反过来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会动摇整个特权阶级，而要求建立平等的，具有自由契约精神的市场经济制度。而以特权阶级为基础统治者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极力压制手工工场的发展，与此同时，又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自耕农和个体手工业者为主要生产者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因此不会有如西欧那样其它制衡力量的出现。所以说企业不可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并不是缺乏经济动因，而是没有对企业组织产生起作用的社会因素。所以中国的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一直是分散的个体手工业，而并没有建立以资本与劳动的雇佣关系为基础的企业，因此也就不会产生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只有土地所有者阶级、贵族官僚阶级、农民阶级和个体手工业者，这种社会力量的构成当然不会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五、企业边界决定的重新认识
　　谈到企业性质的理论，我们就必须涉及企业边界决定的问题，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企业性质的理论框架。科斯认为企业的边界是在市场运行成本与企业组织成本之间的均衡决定的，但我认为，将市场制度与企业制度这二者运行成本的比较作为企业边界决定理论的基础是不合适的。让我们假设一下，五十年前的经理们肯定难以想象得出今天的经理是如何管理一个销售收入达三千多亿美元的巨型企业的，而让我们去想象五十年后，一个经理可能会管理多大规模的企业也是很难得出结论的。因此绝不能认为企业的规模是静态的，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管理知识的进步已经使企业规模的扩大没有了技术上的障碍。那么企业的边界是如何决定的呢？我认为企业的边界是由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决定的。在一个完善的现代市场制度中，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力量是多元的，它们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某些具有垄断潜力的企业会不断扩大其边界，以便加强其垄断的力量，而其他可能会由于该垄断力量扩大而遭受影响的利益集团自然会通过各种途径加以抵制，要求限制企业规模的扩大。所谓的企业边界就是由各种追求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相互竞争，通过谈判而决定的。因此我们不可能断言一个企业的规模到底有多大，而是特定社会所能容忍其规模扩展到什么程度，即企业垄断权力的扩张会在多大程度上动摇该社会经济力量多元化的基础，以及可能产生的力量间的不均衡。
　　现代的经济理论家们经常地运用经济学来解释企业规模的决定，认为规模的扩大和缩小都是理性人对效率的追求。我认为这种分析方法是十分片面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也是会让人误解的，因此如果只是用这种方式解释，那么似乎企业规模的扩张和垄断权力的扩大在经济上都将是合理的，可这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所谓的成本收益可能是虚假的，并且即使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我们也不能忽视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如果任其借用效率理由来扩大企业的边界以增强垄断权力，那将会破坏整个社会的力量构成，形成少数的寡头利益集团，进而影响政治。一个社会出现寡头政治制度结构，与社会中人与人平等的追求显然是相悖的。因此，对企业边界的研究，必须涉及社会学的分析，单纯的经济学分析是不具实际意义的。至于企业规模的影响因素，不仅是经济因素，而更多的是社会各种力量的制衡。一个健康有效的社会，必须存在多元的利益集团，而每个利益集团都有其话语权的代表，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企业垄断权力的具有威胁性的扩大。政府、竞争对手、公众应当成为社会限制力量的强有力的主体，而不是仅仅依靠所谓的两种制度的边际成本的比较来构成对企业扩张的限制。
　　六、结论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制度，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其产生及发展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背景的。因为企业体现了市场经济制度的自由契约精神，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由资本数量决定的，而非人为的特权决定的，而这应该被视为历史的进步。因此我认为企业产生及发展的动机，单单从经济效率的方面来考虑是不完善的，而应该从社会学的方面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探究。促使企业产生的社会因素以及企业发展所产生的社会结果，都值得人们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参考文献
　　道格拉斯·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 年1 月版
　　汤普森，《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
　　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 年版
　　罗纳德·科斯，《企业、市场和法律》上海三联出版社1990 年版
　　杨小凯，《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姚小涛、席酉民，《对企业性质的再认识：超越交易费用标准》载于《经济学家(成都)》2000.3.
　　杨瑞龙、胡琴，《企业存在原因的重新思考》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0.1.
　　简兆权、刘益，《企业理论的演进及最新前沿》载于《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0.1.
　　伍山林，《企业起源理论：若干企业史检验》载于《财经研究（沪）》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