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人的“奢靡”观念及其演变——基于地方志的考察（2）(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性，因此一般情况下从事工商业可以为政府与社会所接受，只是要求各行各业比例“合适”，钱物获取“合情合理”即可；然而如果社会中存在过多地从事工商业、或热衷于追求财利，情况则不然。
大量的资料反映出，奢靡与工商往往互为因果。嘉靖《邓州志》说：“闾巷之民，事淫末，习奢侈，蔑少长之节，以势利相凌轹”（注：嘉靖《邓州志》卷8《舆地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扬州等商人集聚之地，“扬俗尚侈，蠹之自商始”（注：嘉靖《惟扬志》卷11《礼乐志》风俗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杭州百姓“半多商贾，耳目侈声色之好，口腹恣刍豢之味，峻宇雕墙，履丝曳缟，冠婚丧祭、宴饮酬酢，无不踵事增华”（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946《杭州府风俗考》，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第16189页。）。介休县，乾隆时“商贾好侈”，嘉庆时县志也写到：“今物价日腾，而婚丧之用或至十倍于昔，岂操赢居奇者多而相竞为奢与，抑风会所趋因而用之者”（注：乾隆《介休县志》卷4《风俗》； 嘉庆《介休县志》卷4《风俗》，嘉庆二十四年刊本。）？ 认为工商者相竞以成奢侈之风，与当地消费风气由俭入奢不无关系。《晋江县志》说：“自逐末风胜，而敦本意衰。婚嫁颇尚侈观，而巧匠导其流，割裂缯帛，彰施采绣，雕金镂玉，以相夸竞”（注：乾隆《晋江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将追求财利、从事工商业作为风俗浇漓侈靡的伴生现象与具体表现之一。嘉靖《丰乘》载：“然四方之人以奢相尚，丰骎骎焉易其旧矣，丽服击鲜以为常，聘者厚取采，娶者厚索奁，是末俗之务也”（注：嘉靖《丰乘》卷4《风俗》，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君子侈而崇伪，小人侈而骛利，习尚矜夸，华靡相耀，群饮狎聚，六博争呼，铢黍谁让，骨肉乖睽”（注：乾隆《上杭县（赵）志》卷1《风俗》。）。 《昭文县志》认为风俗侈靡的内容包括一些人不从事农业而丰衣足食、甚至生活水平还高人一等，“至于衣履有铺，茶酒有铺，日增于旧，懒惰者可以不纫针、不举火而服食鲜华，亦风俗之靡也”（注：乾隆《常昭合志》卷1《风俗》引《昭文县志》， 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一些私人文集更加清晰地表明了这一观点。明代陆楫认为，“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注：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见《纪录汇编》卷204， 上海涵芬楼影印明万历刻本。），风俗侈靡而导致从商者多。张翰《松窗梦语》也说：“今也，散敦朴之风，成侈靡之俗，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趋末众，皆百工之为也。夫末修则人侈，本修则人懿。懿则财用足，侈则饥寒生，二者相去径庭矣”（注：张翰：《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77页。）。清代王柏心、梁章钜、徐鼒、管同等人的“抑末”内容，其中之一便是“禁淫侈”（注：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第161—162页。）。可见，奢俭之别同时考虑到、甚至包含有人们的择业方向及其对财利的热衷与追求。
（六）指是否遵循当时的伦理纲常、顺从原有的礼乐之制与等级秩序。
婚嫁丧祭中有些方面的“奢靡”受时人抨击，但若过于简略、俭朴也会招致批评，反而得不到肯定。婚礼方面，昭文县“维贫甚者一帖为定，便拟过门，则又以菲废礼也”（注：乾隆《常昭合志》卷1 《风俗》引《昭文县志》。）。丧葬奠吊方面，康熙《龙游县志》追问“近日更有家贫力不能答者，并一镪一烛，俱却不受，则亲戚故旧吊死问生之情，何由而展乎？患恐将来吊奠之礼且因酬答而废，有志移风者奈之何其不急挽也”，对由此而来的后果表示担忧（注：康熙《龙游县志》卷8《风俗志》，乾隆六年增刻本。）。 广东揭阳县志甚至对其他地方所谓“成服”（大殓之后据与死者关系不同穿上不同丧服）之疏迟也予以谴责，“又如诸邑成服之礼希图啬事，迟至一二月外者，非先王之教也，独吾揭阳悉遵《家礼》……”对本地的循礼津津乐道（注：乾隆《揭阳县志》卷7《风俗志》，1937年铅印本。）。 宝应县志认为本地的祭礼过于简略，需尽快予以纠正，“祭礼太简，祠堂之制，士大夫家急宜力行”（注：康熙《宝应县志》卷3《风俗》，1962 年扬州古旧书店油印本。）。而耐人寻味的是永春县风俗俭朴，无侈靡之风倒出现了问题，“俗俭朴，无浮靡汰侈之习，但未免过啬，而简于礼节矣”（注：乾隆《永春州（郑）志》卷7《风土志·风俗》引“旧州志”。）。 镇海县志也对当地经济能力差、无力措办丧事的贫穷小户予以谴责，“葬用石椁，贫者用砖……按……其在穷檐小户，葬不用椁，以砖砌于四周，上覆之以石，且无封土，日久砖欹石压，以致棺尸狼籍；若遇水潦，则漂没无存，积习相沿，恬不为怪”（注：乾隆《镇海县志》卷4 《风俗》，乾隆十七年刊本。）。
同时，某些方面铺张繁冗却可宽容甚至得到赞许。丧葬奠吊方面，会稽县志认为殡殓不应俭薄，而宴请不能丰盛，“至于乡里有遇丧辄举族坐食，宁薄于殡殓而丰于饮食，此风俗之漓，惟在司民社者力为挽回耳”，而对于当地“棺择坚木，……葬以砖为椁，以石为墙，大夫用翁仲、望柱、墓志铭、神道碑，士庶家则砌石为坟”等习俗却没有任何意见，且认为当地总体上丧事“大率用文公家礼”（注：康熙《会稽县志》卷7《风俗志》，1936年铅印本。）。在当时正统观念看来，“丧葬，送死大事，以哀为本， 以衣衾棺椁为重”（注：乾隆《揭阳县志》卷7《风俗志》附录邑绅薛侃《乡约》。）。广东澄海与福建清流之间路途遥远，隔山阻水，但澄海县“棺椁用杉，以闽省清流县产者为上”。莫说在两省之间搬运木材颇费周折，即使福建本省之内置办亦属不易，李光地《榕村续语录》载：“闽有油杉木，生长于地下，人偶掘地得之，以为宝。做棺木试法，六月以生肉置其中，久但乾缩，不臭腐。安溪师为太老师置一副，值四五百金”（注：乾隆《澄海县志》卷19《礼仪》；李光地：《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中华书局，1995年，第715页。 《朱子家礼》亦有棺木“油杉为上，柏次之，土杉为下”之说，而洪武五年诏定：“棺用坚木，油杉为上，柏次之，土杉松又次之”（《明史》卷60《礼志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这种棺木莫说贫寒之户，即使中产之家穷其所有也不易置办，然而却不见当时澄海县志作者对此有丝毫批判。涉县“不信堪舆，无停柩不葬者”，原文注曰“三日曰排三，五日曰排五，稍多排七排九，视吊客多少，大户慎重其事，或至经岁”，经年逾月反而被赞许为“慎重其事”（注：嘉庆《涉县志》卷1《疆域志·风土》，嘉庆四年刊本。）。安溪县在明代“侈靡相高，用度糜费，民间稍益匮乏，坊市中尤事花鸟，击筑弹筝之声，达于宵夜，寝失朴笃之风”（注：乾隆《安溪县志》卷4《风土》，乾隆二十二年刊本。）。金山县“以前风俗淳厚如此，驯至范叔子撰《据目钞》时（指明范濂《云间据目钞》），已不胜感叹矣。若今日之奢靡无等，使叔子见之，其且噱且嗔，又当如何，男子衣帽无论士庶舆台，但力所可为，虽狐貉不忌，其女人朝衣朝裙，几于遍地，其他狷巧纤丽，不可殚述”（注：乾隆《金山县志》卷17《风俗》。）。“稍益匮乏”、“力所可为”均表明是在自己的消费能力之内，但却又说其侈靡，可见奢靡的判断从根本上来说并非是根据个人收入，或是否超出自己的经济支付能力，而是是否符合礼制和等级秩序。
于是，我们经常在明清文献中看到，关于奢靡的述评有两种方式十分明显：一是判断其“奢靡”时重点指出存在着僭越行为、与“礼”不符等，二是对僭越等行为深恶痛绝、
大量的资料反映出，奢靡与工商往往互为因果。嘉靖《邓州志》说：“闾巷之民，事淫末，习奢侈，蔑少长之节，以势利相凌轹”（注：嘉靖《邓州志》卷8《舆地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扬州等商人集聚之地，“扬俗尚侈，蠹之自商始”（注：嘉靖《惟扬志》卷11《礼乐志》风俗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杭州百姓“半多商贾，耳目侈声色之好，口腹恣刍豢之味，峻宇雕墙，履丝曳缟，冠婚丧祭、宴饮酬酢，无不踵事增华”（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946《杭州府风俗考》，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第16189页。）。介休县，乾隆时“商贾好侈”，嘉庆时县志也写到：“今物价日腾，而婚丧之用或至十倍于昔，岂操赢居奇者多而相竞为奢与，抑风会所趋因而用之者”（注：乾隆《介休县志》卷4《风俗》； 嘉庆《介休县志》卷4《风俗》，嘉庆二十四年刊本。）？ 认为工商者相竞以成奢侈之风，与当地消费风气由俭入奢不无关系。《晋江县志》说：“自逐末风胜，而敦本意衰。婚嫁颇尚侈观，而巧匠导其流，割裂缯帛，彰施采绣，雕金镂玉，以相夸竞”（注：乾隆《晋江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将追求财利、从事工商业作为风俗浇漓侈靡的伴生现象与具体表现之一。嘉靖《丰乘》载：“然四方之人以奢相尚，丰骎骎焉易其旧矣，丽服击鲜以为常，聘者厚取采，娶者厚索奁，是末俗之务也”（注：嘉靖《丰乘》卷4《风俗》，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君子侈而崇伪，小人侈而骛利，习尚矜夸，华靡相耀，群饮狎聚，六博争呼，铢黍谁让，骨肉乖睽”（注：乾隆《上杭县（赵）志》卷1《风俗》。）。 《昭文县志》认为风俗侈靡的内容包括一些人不从事农业而丰衣足食、甚至生活水平还高人一等，“至于衣履有铺，茶酒有铺，日增于旧，懒惰者可以不纫针、不举火而服食鲜华，亦风俗之靡也”（注：乾隆《常昭合志》卷1《风俗》引《昭文县志》， 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一些私人文集更加清晰地表明了这一观点。明代陆楫认为，“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注：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见《纪录汇编》卷204， 上海涵芬楼影印明万历刻本。），风俗侈靡而导致从商者多。张翰《松窗梦语》也说：“今也，散敦朴之风，成侈靡之俗，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趋末众，皆百工之为也。夫末修则人侈，本修则人懿。懿则财用足，侈则饥寒生，二者相去径庭矣”（注：张翰：《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77页。）。清代王柏心、梁章钜、徐鼒、管同等人的“抑末”内容，其中之一便是“禁淫侈”（注：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第161—162页。）。可见，奢俭之别同时考虑到、甚至包含有人们的择业方向及其对财利的热衷与追求。
（六）指是否遵循当时的伦理纲常、顺从原有的礼乐之制与等级秩序。
婚嫁丧祭中有些方面的“奢靡”受时人抨击，但若过于简略、俭朴也会招致批评，反而得不到肯定。婚礼方面，昭文县“维贫甚者一帖为定，便拟过门，则又以菲废礼也”（注：乾隆《常昭合志》卷1 《风俗》引《昭文县志》。）。丧葬奠吊方面，康熙《龙游县志》追问“近日更有家贫力不能答者，并一镪一烛，俱却不受，则亲戚故旧吊死问生之情，何由而展乎？患恐将来吊奠之礼且因酬答而废，有志移风者奈之何其不急挽也”，对由此而来的后果表示担忧（注：康熙《龙游县志》卷8《风俗志》，乾隆六年增刻本。）。 广东揭阳县志甚至对其他地方所谓“成服”（大殓之后据与死者关系不同穿上不同丧服）之疏迟也予以谴责，“又如诸邑成服之礼希图啬事，迟至一二月外者，非先王之教也，独吾揭阳悉遵《家礼》……”对本地的循礼津津乐道（注：乾隆《揭阳县志》卷7《风俗志》，1937年铅印本。）。 宝应县志认为本地的祭礼过于简略，需尽快予以纠正，“祭礼太简，祠堂之制，士大夫家急宜力行”（注：康熙《宝应县志》卷3《风俗》，1962 年扬州古旧书店油印本。）。而耐人寻味的是永春县风俗俭朴，无侈靡之风倒出现了问题，“俗俭朴，无浮靡汰侈之习，但未免过啬，而简于礼节矣”（注：乾隆《永春州（郑）志》卷7《风土志·风俗》引“旧州志”。）。 镇海县志也对当地经济能力差、无力措办丧事的贫穷小户予以谴责，“葬用石椁，贫者用砖……按……其在穷檐小户，葬不用椁，以砖砌于四周，上覆之以石，且无封土，日久砖欹石压，以致棺尸狼籍；若遇水潦，则漂没无存，积习相沿，恬不为怪”（注：乾隆《镇海县志》卷4 《风俗》，乾隆十七年刊本。）。
同时，某些方面铺张繁冗却可宽容甚至得到赞许。丧葬奠吊方面，会稽县志认为殡殓不应俭薄，而宴请不能丰盛，“至于乡里有遇丧辄举族坐食，宁薄于殡殓而丰于饮食，此风俗之漓，惟在司民社者力为挽回耳”，而对于当地“棺择坚木，……葬以砖为椁，以石为墙，大夫用翁仲、望柱、墓志铭、神道碑，士庶家则砌石为坟”等习俗却没有任何意见，且认为当地总体上丧事“大率用文公家礼”（注：康熙《会稽县志》卷7《风俗志》，1936年铅印本。）。在当时正统观念看来，“丧葬，送死大事，以哀为本， 以衣衾棺椁为重”（注：乾隆《揭阳县志》卷7《风俗志》附录邑绅薛侃《乡约》。）。广东澄海与福建清流之间路途遥远，隔山阻水，但澄海县“棺椁用杉，以闽省清流县产者为上”。莫说在两省之间搬运木材颇费周折，即使福建本省之内置办亦属不易，李光地《榕村续语录》载：“闽有油杉木，生长于地下，人偶掘地得之，以为宝。做棺木试法，六月以生肉置其中，久但乾缩，不臭腐。安溪师为太老师置一副，值四五百金”（注：乾隆《澄海县志》卷19《礼仪》；李光地：《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中华书局，1995年，第715页。 《朱子家礼》亦有棺木“油杉为上，柏次之，土杉为下”之说，而洪武五年诏定：“棺用坚木，油杉为上，柏次之，土杉松又次之”（《明史》卷60《礼志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这种棺木莫说贫寒之户，即使中产之家穷其所有也不易置办，然而却不见当时澄海县志作者对此有丝毫批判。涉县“不信堪舆，无停柩不葬者”，原文注曰“三日曰排三，五日曰排五，稍多排七排九，视吊客多少，大户慎重其事，或至经岁”，经年逾月反而被赞许为“慎重其事”（注：嘉庆《涉县志》卷1《疆域志·风土》，嘉庆四年刊本。）。安溪县在明代“侈靡相高，用度糜费，民间稍益匮乏，坊市中尤事花鸟，击筑弹筝之声，达于宵夜，寝失朴笃之风”（注：乾隆《安溪县志》卷4《风土》，乾隆二十二年刊本。）。金山县“以前风俗淳厚如此，驯至范叔子撰《据目钞》时（指明范濂《云间据目钞》），已不胜感叹矣。若今日之奢靡无等，使叔子见之，其且噱且嗔，又当如何，男子衣帽无论士庶舆台，但力所可为，虽狐貉不忌，其女人朝衣朝裙，几于遍地，其他狷巧纤丽，不可殚述”（注：乾隆《金山县志》卷17《风俗》。）。“稍益匮乏”、“力所可为”均表明是在自己的消费能力之内，但却又说其侈靡，可见奢靡的判断从根本上来说并非是根据个人收入，或是否超出自己的经济支付能力，而是是否符合礼制和等级秩序。
于是，我们经常在明清文献中看到，关于奢靡的述评有两种方式十分明显：一是判断其“奢靡”时重点指出存在着僭越行为、与“礼”不符等，二是对僭越等行为深恶痛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