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宽恕。例如：“俗尚浮华，疏于礼节”（注：嘉靖《赣州府志》卷1《地理志·风俗》引旧志，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侈妇饰，僭拟妃嫔，娼优隶卒之妇亦有黄金横带者，俗之敝也，斯为甚”（注：正德《建昌府志》卷3《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尚侈靡者，僭礼逾分之不顾，习矫虔者，竟利健讼之弗已，所谓淳朴之####或几于熄矣”（注：嘉靖《常德府志》卷1《地理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虽仆隶卖佣亦轩然以侈靡争雄长，往往僭礼逾分”（注：嘉靖《衡州府志》卷1《风俗》耒阳，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竞奢侈者，吉凶庆####饮食燕会之盛，尤多逾节。”（注：嘉靖《宁州志》卷13《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循分者叹其不能顿革。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注：乾隆《震泽县志》卷25《风俗》，光绪十九年刊本。）“宴席以华侈相尚，盖有僭逾之风。”（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971《湖州府风俗考》，第16419页。）“里俗本朴，近则仆隶菜佣亦泰然以侈靡相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长珍羞，服饰僭拟士绅，越礼逾分，莫此为甚。”（注：康熙《吴郡浦里志》卷3《风俗》，康熙四十一年刊本。）“不贵俭德，徒以华靡相高，丈夫被文绣服，纳采履，女子服五采金镂衣，以金铢翡翠为冠，嫁娶辄用长衫束带而乘驷马高车，家皆厅事，与官品第宅相埒……”（注：乾隆《将乐县志》卷1《风俗》，据抄本。）“丧礼以厚葬为美……至于私人皂隶越礼犯分，被服轻暖，真邮城之一蠹也。”（注：乾隆《高邮州志》卷6《典礼志》引《隆庆志》， 乾隆四十八年修，嘉庆十八年增修，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一些私人文集也持如是看法。张翰《松窗梦语》：“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划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说原本“望其服，而知贵贱；睹其用，而明等威。今之世风，侈靡极矣”（注：张翰：《松窗梦语》卷7 《风俗纪》，第140页；卷4《百工纪》，第76页。）。顾起元引明人王丹丘《建业风俗记》曰：“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谨礼法，居室不敢淫，饮食不敢过。后遂肆然无忌，服饰器用，宫室车马，僭拟不可言。又云正德已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木，皆朴素浑坚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矣。”（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5 《建业风俗记》，第170页。）奢侈与是否僭越、遵守礼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范濂说：“吾松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兼以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牧竖村翁，竞为硕鼠，田姑野媪，悉恋妖狐，伦教荡然，纲纪已矣”（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 《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第508页。）。姚世锡说浙江吴兴，“吾乡风俗，本尚俭朴，簪缨世胄，咸谨守礼法，无敢僭侈……”（注：姚世锡：《前徽录》（不分卷），《笔记小说大观》第9册，第343页。）等等，都集中地反映了这一观念。

　　正因为明清时期等级性如此严明，因而不仅仅以道德舆论作为衡量与制约措施，甚至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予以确认，违反者受到制裁、追究其法律责任直至给予刑事处分。明初“百姓或奢侈逾度，犯科条，辄籍没其家”（注：嘉靖《太平县志》卷2《地舆志下》，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成化六年户科都给事中丘弘等上奏：“近来京城内外风俗尚侈，不拘贵贱，概用织金宝石服饰，僭拟无度，一切酒席皆用簇盘糖缠等物，上下仿效，习以成风，民之穷困殆由于此……乞严加禁革，如有仍前僭用服饰，大张酒席者，许锦衣卫官校及巡城御史缉扑。”（注：《明宪宗实录》卷86，成化六年十二月庚午。）“康熙元年，定军民人等有用蟒缎、妆缎、金花缎、片金倭缎、貂皮、狐皮、猞猁狲为服饰者，禁之。三十九年……（重申）军民胥吏不得用狼狐等皮。有以貂皮为帽者，并禁之……（雍正）二年，又申明……官员军民服色有用黑狐皮、秋香皮、米色、香色及鞍辔用米色、秋香色者，于定例外，加罪议处。该管官员不得举发亦如之。”（注：《清史稿》卷103《舆服二》， 中华书局，1977年。）所以地方志说某些人奢侈是违背法律，“他如田舍佣家，畜产粟稍盈，便侈衣服鼓乐，不循法度……”（注：康熙《乐会县志》卷1《地理志·风俗》，1958年广东图书馆油印本。）


　　综上所述，明清人的奢侈判断是从不同方面展开的，有时仅指上述的某一个方面，但一般情况下是综合了上述几个方面，不过最后一个方面最为关键。例如泾县县志载：“明初新离兵革，地广人稀，上田不过亩一金，人尚俭朴，丈夫力耕稼、给徭役，衣不过土布，非达官不用纻丝；女勤纺绩、蚕桑，居室无大厅，事高广惟式。成化弘治间，生养日久，轻役省费，民称滋殖。此后渐侈，田或亩十金，民居或僭仿品官第宅，男子衣文绣，女子服五彩，衣珠翠，饰金银，务华靡，喜夸诈，好刚使气，有健讼告讦者，商贾亦远出他境，嫁娶奢靡，生女多不育，丧葬用佛事，至惑于风水，暴露经年，或縻费以葬，而于亲垄岁时祭祀，间多阙然，习随时异而莫之知也。”（注：嘉庆《泾县志》卷1《沿革·风俗》引《嘉靖县志》，1914年重印本。）明人何塘亦谓：“自国初至今百六十年，承平日久，风俗日侈，起自贵近之臣，延及富豪之民，一切皆以奢侈相尚。一宫室台榭之费，至用银数百两，一衣服燕享之费，至用银数十两，车马器用，务极华靡。财有余者，以此相夸，财不足者，亦相仿效，上下之分，荡然不知。风俗既成，民心迷惑，至使闾巷贫民，习见奢僭，婚姻丧葬之仪、燕会赙赠之礼，畏惧亲友讥笑，亦竭力营办，甚至称贷为之。”（注：何塘：《民财空虚之弊议》，《明经世文编》卷144，中华书局，1962年，第1440页。）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以现在的奢侈概念套用到明清人身上是不妥的。简言之，今人所谓的奢靡一般是指生活方面，而且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内容，充其量加上了社会道德与生活方式的考量，即浪费浮华、生活淫靡。而明清时期的奢侈有时看似就经济等方面而言，而实际上其背后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身份与等级，其根本标准是是否遵从当时的礼乐之制与等级秩序，其次才是道德与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