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时，官方只是把其作为备蝗之一端，而对盲目宣扬刘猛将军威力的，则加以限制。雍正三年，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江南地方有为刘猛将军立庙之处，则无蝗蝻之害；其未曾立庙，则不能无蝗。”雍正帝阅后斥其为“偏狭之见”[3]。清代中期以后，由于人口增加，人口与经济结构平衡性程度复杂化，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愈来愈大，环境愈加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民众生存受到极大威胁，官方也一再虔诚祈祷，妄图诚能格天，把水旱蝗灾减到最低限度，刘猛将军于是也不断得到加封。咸丰五年(1857)，加“保康”，同治元年(1862)，加“普佑”，七年加“显应”，光绪四年(1878)加“灵惠”，五年，加“襄济”，七年，加“翊化”，十二年，加“灵孚”[16]。然而在刘猛将军信仰被列入祀典后，在山东的状况颇引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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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各府州县城的刘猛将军庙多是其被列入国家祀典之后建立的，这样全省基本上建立起刘猛将军庙系统，从现有资料来看，却存在不少问题。其一，一些州县并非是敕谕发布后立即建立，而是拖延了一段时间后才建立的。还有一些州县的庙宇建置时间不明，这些为何在雍正二年后并不立即建庙？难道地方官无视国家祀典之存在吗？或者说他们遇到了某种阻碍？其二，一些州县未设专祠，临朐刘猛将军庙“向无专祠，皆附祀他庙，初附郭公祠，继附八蜡庙，后附万寿寺”[17]。平原“奉行虽久，迄无专祠”[18]。作为国家正神的刘猛将军竟附祀他庙！其三，祭祀时间不一。官方规定省府州县春秋仲月致祭[19]，平原县致祭则在冬至后第三个戊日[20]。其四，祭祀神主不一，前已述及山东所祀刘猛将军，以刘宰、刘锜、刘承忠为主，其中又以经过官方化和儒家化的刘承忠最为盛行。有的庙宇有塑像，有的则为木主，由于神主不一，其灵显圣迹及民间传说就不一致，这也会影响该信仰的生命力。其五，近代以来，齐东、沾化、阳信、博山、定陶、德平、东平、福山、阳谷、范县、莱阳、牟平、掖县、高密、广饶等县刘猛将军庙或湮或废，悬在刘猛将军上面的国家所给予的光荣难道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吗？刘猛将军庙的驱蝗功能难道不令山东民众动心吗？
　　其实山东是蝗虫发生的主要地区之一。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蝗灾于农业生产影响甚巨。元至元十九年(1282)，华北地区六十余处发生蝗灾，遮天蔽日，人马为之所阻，草木俱尽，最终发生人相食的惨剧[22]。著名农学家徐光启曾指出：“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然而洞庭、彭蠡、具区之旁终古无蝗也，必也。骤盈骤涸之处，如幽涿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东诸郡地，湖漅广衍，旱溢无常，谓之涸泽，蝗则生之”[22]（《除蝗录》）。徐光启科学地指出了蝗灾的集中发生地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正祥进一步指出，中国蝗灾的分布，以黄河下游最为集中，尤其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华中以南，蝗灾渐少，到了东南沿海，几乎完全没有。其发生频率又以鲁西北东昌府一带最高[23]。正是由于蝗虫严重危害农业生产，自从唐代姚崇首开捕治以来，历代农学家和地方官员，积极研究蝗虫的生活规律，总结捕蝗方法，印刷小册子或发布告示向民间推广（注：民国《茌平县志》、乾隆《馆陶县志》、民国《莘县志》、民国《武城县志》、民国《夏津县志续编》载有相关捕蝗文字。），这些都有利于防蝗治蝗知识的普及和推广。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于蝗灾的防治经常是缺乏成效的（注：参见宣统《山东通志》卷三通记所载宣统元年(1909)之前相关蝗灾记录。），于是民众便对蝗虫由畏生敬，对之膜拜；或寄希望于神灵，所以驱蝗神的产生与传播是随着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山东作为蝗灾的重要发生地之一，驱蝗神的存在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前所述刘猛将军信仰在山东的一些情况，刘猛将军在山东的传播中遇到的无形的阻碍，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和山东还存在其他驱蝗神信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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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姑娘娘，是山东较重要的驱蝗神之一，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金姑娘娘信仰流传于邹平、历城、齐河、济宁等地，似乎主要集中在济南府，当地的金姑娘娘庙宇多数是乾隆年间所建[24]。据清褚人獲的记载，明后期江北之地即有金姑娘娘，其自称驱蝗使者，并成功预言了康熙四十二年(1703)的江南蝗灾，后常州一带果有蝗，乡人书金姑娘娘位号，揭竿祭赛，蝗即去[25]。由此而言，江南的金姑娘娘信仰是由江北传播过去的，“江北”是否包含山东，尚不得而知。山东诸地的金姑娘娘信仰部分地承担了当地民众的驱蝗神寄托，这很可能会影响到刘猛将军的信仰，历城的金姑娘娘庙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巡抚崔应阶借旧刘猛将军庙改建[26]。
　　沂山神庙为历代东镇祭祀所在地，雍正四年(1726)山东抚臣奏，沂山有神，驱蝗显灵，遂封山东沂山庙神为“祐民捍御之神”，沂山庙神具有驱蝗功能，此神可能为鲁中山区所信仰。
　　东平王庙，祀汉宣帝第四子刘宇，封东平王。元延祐七年(1320)，莱阳虸蚄食苗，县尹韩梦昌，东平州人，其邑有东平王庙，因设王位，作文祈祷，虫不为灾，遂为立庙[27]。东平王庙有驱虫功能，不见于东平相关州志记载，韩梦昌既为东平州人，想必民间有祀之者。正是他把东平王庙能够驱虫这一功能带到了莱阳，由于地方官任职的回避制度，地方官把本地信仰带往他乡，也许这是民间信仰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
　　上面所提及的金姑娘娘、沂山庙神、东平王信仰只是较小区域的信仰，并未在全省范围内传播开来，而古老的八蜡信仰则就不同了。八蜡信仰历史悠久，载之《周礼》、《礼记》等儒家典籍。据说蜡祭始自伊耆氏，“历代皆行之，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人复曰蜡，由汉而唐而宋异世相承，未之有改。”[28]自汉而宋，国家皆举行蜡祭，同时随着儒士们对经典的阐释，关于蜡祭的含义，众说纷坛。秦以后，蜡祭渐同阴阳五行、五德终始、天干地支、四象八卦二十四宿等纠缠在一起，愈加复杂，儒士们也难以有统一的意见，最终结果是元明清三代皆不举行蜡祭[29]。明清时期均有一些儒士疏请恢复蜡祭活动，但皆未获允许[30]。乾隆十年(1745)，臣工再请，又为清高宗弘历拒绝，其理由大致有以下几条。一是蜡祭内容不一，儒士陈说纷坛，蜡、腊争议不休。二是辽金元明以来多不举行此祀。三是蜡祭多为民间举行，非国家典礼。四是清官方其他祀典已具备蜡祭的功能。五是八蜡之祭于祀典不合[3]。国家不举行蜡祭，但也不禁止民间举行。所以民间每在秋成之后、休息、农闲之时，便祈神报赛，民间社会实是推动蜡祭的重要力量。
　　明清时期，山东各府州县基本上都设有八蜡庙，建置多在明中后期，这大概与明代以来山东地区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增多直接相关。八蜡之祀，一先啬、二司啬、三百谷、四农、五邮表畷、六猫虎、七坊、八水庸。八蜡之神，无所不主，其创设功能也比较齐全，然而到后来八蜡庙多成为祭祀蝗虫或者驱蝗神的庙宇，民间尤其如此。嘉靖丙申(1536)，即墨发生严重蝗灾，邑侯遂创建八蜡祠，“肖八神之像于中”[28]。万历乙巳(1605)，“（长清）四境螟蝗云集蔽空，蚕害嘉禾，公（县令曹一兰）斋宿诣祷（八蜡神祠），蝗不入境”[31]。“八蜡之神无所不主，而昆虫其一也。故俗呼蝗为‘麻扎’，以八蜡为麻扎，竟谓祠而祀者”。康熙丁未，(1667)，堂邑出现大群飞蝗，邑令张茂节虔诚祷于八蜡庙，并严为督捕，遂未造成重大损失，八蜡神作为驱蝗神已深入民心[32]。康熙初年，日照县令杨士雄亦云：“邑南偏建有八蜡神庙，以为专主蝗虫之出没，灵应异常，相沿供祀非一日焉。”光绪间陈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