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社会形态；历史分期；改革开放
引 言
社会形态及其演变不但是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切实地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与未来社会的走向，具有重大意义。关于中国的社会形态及其演变，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马克思根据西方历史提出并由斯大林总结的五种生产方式论。但是，这种学说是否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却一直受到怀疑，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都曾有热烈讨论。目前，这个问题重新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我以为，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该明确判定社会形态的标准与根据。
顾名思义，五种生产方式论主要是按照生产方式来判定社会形态的。最近，刘泽华先生提出了分层次地把握社会形态的新设想。他认为有三个层次的问题：其一是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形态问题。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它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而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基本面貌。其二是社会控制与运行机制形态问题。马克思说过，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这对认识中国传统社会有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其三是社会意识形态与范式问题，王权主义是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刘先生按照这三个层次论述了中国社会形态的特点，但没有把这个问题和历史分期联系起来[1]。
尽管我不能完全赞成刘先生的具体论述，但他这种分层研究社会形态的方法可谓有识。我进而认为，不但可以从不同层面把握社会形态，而且还可以把社会形态本身分为若干层面。社会形态的每个层面不但有各自的特点，而且有各自的发展规律，我们甚至可以据此分层次地进行历史分期。
我仍然沿用传统的概念，把社会形态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四个自下而上的层面，并以之探讨中国的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
鉴于原始社会或史前时代为世界各民族所共同经历，这个时期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形态大同小异，而学术界对中国原始时期的社会形态争议也不大，所以本文从略。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各民族的文化逐渐异彩纷呈、个性突显，而有关学术争议也层出不穷，故本文着重讨论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形态。
一 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历史分期
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关系形态大致都属于生产方式的范畴，过去学术界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已经相当深入细致，所以下面首先简略地阐述一下笔者在这方面的看法。
中国经济形态及其演变可以分为三种形态和相应的三个阶段，即农业社会、农商社会和工商社会。
春秋以前，尽管也存在手工业、商业、渔牧业等等，但当时社会经济的主流为农业。是为农业社会。
自战国到洋务运动以前的中国经济，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门，即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其中，农业和手工业是产业经济，商业是交换经济或市场经济。在产业经挤中，又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为辅。过去，人们对这个时期商业的发达程度认识是不够的。最近何兹全教授指出：“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大变化’是由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经济向商业交换经济、城市经济转化。由战国开始，交换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一直维持到东汉，有六七百年。”“可以大略地说，汉代城市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40％左右。”[2]宁可教授则认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另一次大发展是在唐宋以后：“唐宋以后，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市场、货币、城市等等与以前不同的发展，农产品尤其是经济作物如茶、棉的商品化、区域性市场的扩大及市场网络的逐步形成’日用品如粮食的长途贩运，纯经济性市镇的兴发，贵金属白银的使用，土地买卖的兴盛，土地的转佃，出现了定额租、货币代租乃至货币地租，封建国家田赋征取从实物劳役逐渐向货币转化，封建国家对经济、商品和市场的管理、控制也逐步松弛，等等，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都显示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3]可见，商品经济已经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所以，我把从战国到洋务运动以前这个阶段整体地称为农商社会。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开始引进西方的大工业生产，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形态开始发生又一次转变。西方学者将现代西方社会称为工业社会。经济全球化浪潮不可避免地将中国纳入这一经济体系之下。工业社会的重要特点，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加强和农业经济的削弱。因此,我按照自己的思路，将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经济形态笼统地称为工商社会。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工商社会经历了异常曲折和痛苦的过程。洋务运动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艰难地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1949年以后，整个世界处于冷战状态，中国重新实行闭关锁国，这严重干扰了工商社会的正常发展。至十年“文革”期间，中国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0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巨大经济成就。放在大的历史脉络上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运动，是重建工商社会，或者说是将工商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纳入健康道路上的过程。
二 社会关系形态及其历史分期
中国社会关系形态也可分为三种形态和相应的三个阶段，即贵族社会、士人社会和公民社会。
金景芳先生曾把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归为奴隶社会，并把当时社会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一个是君子，即白天子至士的阶层，属统治阶级。另一个是小人或野人。士之下为庶人工商皂隶牧圉，也可称为小人，他们和野人都从事体力劳动，属被统治阶级。[4]钱穆先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指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两个对立的阶级，一是贵族阶级，二是平民阶级。当然，贵族居支配地位，属统治阶级。鉴于此，我把战国以前称为贵族社会。
按照钱穆先生的看法，秦汉以后的中国，不是一个阶级社会，而是一个流品社会，是一个分为士农工商四流品的社会。其中，士是一个参加政府的特殊流品。也就是说，秦汉以后的政府，由士人组成；秦汉以后的政府，变成了士人政府；秦汉以后的社会，由士人来领导和控制。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从秦汉至明清这个阶段，称为士人社会。
辛亥革命以后，受西方社会形态的影响和中国自身的原因，中国开始步入公民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指具有一定的国籍，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基本义务的人。在公民社会，尽管人们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也存在着一定差别，但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具有同等的地位，这是以往的贵族社会和士人社会所无可比拟的。公民社会和现代国家、市场经济早相辅相成的。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诸多复杂的原因，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也命途多舛。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运动波澜壮阔地发展，市场经济日趋成熟，进一步建设公民社会，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目标。
三 社会政治形态及其历史分期
中国社会政治形态及其演变要复杂一些，大致经历了五种形态即五个阶段，它们是圣权时代、王权时代、霸权时代、皇权时代和民权时代。①
圣权时代指五帝时期。关于五帝，史学界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二是属原始社会末期。我以为这两个判断都需要重新考量。
其实，古书中有大量有关五帝的记载，而《史记》开卷便是《五帝本纪》。由于时代久远，这些记载难免有失真之处，但不可因而判定五帝为传说中的人物，甚至怀疑和否定他们的存在。
据报道，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也就是尧都平阳故地的发现表明，大约距今4200年至4500年左右，即尧舜时期，中国古代国家可能已经形成。首先，从墓葬规格和随葬品看，当时已有阶级的划分。其次，发掘出写有文字的陶器和用红铜制造的铜铃等物件。而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可能为城墙的夯土建筑，极可能就是尧舜时期的古城遗址。也就是说，古代国家形成的主要标志即城址、阶级、金属及文字都已具备。②如果这项考古发现得到进一步证实，那么它不但有助于消除尧舜的“传说”色彩，而且也表明当时的中国已经走出原始社会，进入文明时代。
先秦各家各派几乎都把五帝称作圣人。在他们看来，五帝既是帝王，又是圣人，当时的政治是一种圣人政治。这是我提出圣权时代之说的主要根据。
那么，这种圣人政治具有什么特点呢?不妨引用郭店简《唐虞之道》的阐述：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不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身穷不贪，没而弗利，穷仁矣。必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矣。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放，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无隐德。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皆由此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
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孝而化乎道。不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5]
这些论述虽有一些理想色彩，但也一定有其基本的事实依据。据此，我以为圣权时代政治的主要特点是“爱亲”、“尊贤”、“尚德”(“上”宜读作“尚”)、禅让，而其中最根本的是政权交替方式一一禅让。尽管许多先秦古籍载有尧舜禅让的事迹，但自古一直有人否定这种说法，甚至断定它出于后人假造。现在《唐虞之道》的出土，为禅让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王权时代为夏、商、西周。这个“王”字，特指三代诸王，所以这里的“王权”也是特指，和一般意义上的王权有所不同。
王权政治的主要特点，自国内而言，是废除禅让制，实行王位世袭制，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宗法制。自国际而言，是中央共主(夏商周前后相继)和四方侯国的关系，势如众星捧月。不过，这种中央共主在很大程度是名义上的和形式上的，因为它不能真正地控制四方侯国。西周初年在政治体制上的重大创举是分封制，这实质上是周王室通过武力对四方侯国进行殖民统治。其结果，不但强化了对四方侯国的控制，而且也使宗法制得到完善。
平王东迁，周室式微，诸侯并起。其成就霸业者，先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它们起初还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后来干脆自立为王。月室名存实亡，终于为秦所灭。纵观春秋战国之政治局势，一决于霸权。是为霸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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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几个“权”字颇费踌躇，我曾考虑使用“道”字或“政”字，皆感不确，最后还是用了“权”字，以体现马克思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论断。
② 据2000年6月15日香港《文汇报》报道。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完成统一，中国政治形态又为之一变。其最大特色是大一统和郡县制，当然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由此形成的局势再也不是过去那种中央共主和四方侯国的关系了，而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种政体一经确立，特别稳定，竟绵延两千余年，至1912年孙中山推翻满清、废除帝制方告结束。在这两千年里，尽管也时有分裂，但总起来说，统一是常态。另外，地方行政建制也常有变动,但其实质却是与郡县制一脉相承的。秦始皇确定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为皇帝，具有象征意义，这个称号也一直沿用了两千余年，所以我称这个时期为皇权时代。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形态就开始向民权时代过渡。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这个过渡极其艰难。可以说，民权政治，正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这种政治形态与过去的根本不同是，主权在下，即主权在民，而从圣权时代至皇权时代，都属于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另外，过去那几种政治形态的转化，都是中国内部自身演变的结果，可以说是自发型的。而民权政治是在外来文化传人的背景下开始的，可以说是外源型的，所以我们应该很好地借鉴和吸收国外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民权社会和社会关系形态中的公民社会是密不可分的。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