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也就是说，在一般意义上，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经历了圣权时代、王权时代、霸权时代、皇权时代和民权时代五种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
    如此，“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基本面貌”的看法需要进一步分析。我的理解是，生产方式或经济形态首先决定着政治形态，然后通过政治形态才能决定社会基本面貌。换言之，直接决定社会基本面貌的是政治形态。如果只能把决定社会基本面貌的因素理解为那些基本的东西，我想，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算得上最基本的因素了，我们总不能根据地球的自然演化来判定社会形态吧!所以，在整个社会形态中，经济形态只是基本的层面，而不是根本的层面，它对社会基本面貌的影响是间接的。关于社会经济形态乃至社会关系形态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学者们的讨论已极其详备，兹不赘述。
    其实，社会意识形态同样决定着政治形态并进而决定社会基本面貌。就是说，社会形态的形成固然取决于生产方式，但同时它也取决于意识形态、学术思想。
    何兆武先生在其新作中批判了那种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传统观念，阐述了人的思想和意志对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作用：“既然历史的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人的意志的努力对于历史的进程便无能为力，也无所作为；努力也罢，不努力也罢，都是毫无意义的和不起作用的。但事实却又大谬不然。全部人类的历史乃是彻头彻尾贯穿着人为的努力的；没有人的意志的作用，就没有人类的文明史，而只能是人类的自然史(可以与蚂蚁史、蜜蜂史或猴子史之类等量齐观)，——尽管历史结局往往不符合人们原来的愿望。归根到底，历史终究是人的思想和意志所创造的，没有它就没有人类文明(或野蛮)的历史。故而经典的说法便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
    按照这种看法，社会意识形态理所当然地会对社会政治形态亦即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形态及其演变发生极其深刻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我以为，欧洲进入和走出中世纪、中国没有中世纪都是显证。
    古希腊哲学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但它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人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人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贯穿着人文主义。可以说，人文主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像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经历像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让我们来看一下对中国历史极有造诣的钱穆先生的意见吧：“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汉初若稍稍欲返古贵族分割宰制之遗意，然卒无奈潮流之趋势何!故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终以告歇。博士弟子，补郎、补吏，为人仕正轨，而世袭任荫之恩亦替。自此以往，人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政权逐步解放，而国家疆域亦逐步扩大，社会文化亦逐步普及。总观国史，政制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此在秦、汉已完成)。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由氏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试’与‘辁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辁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代表王室)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若于此等政制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就全国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8](P14—15)钱先生对这个问题有许多精辟的论述’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引用这个小的片断。
    当然，我们说人文主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就主流而言的，并不能因此否定中国政治传统中含有专制主义因素。有时这种专制主义因素还是很突出的，如秦始皇的专制统治，是人所共知的。另外，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说元、清两代也是皇帝专制。他进一步指出：“西洋人来中国，只看见清代。今天的中国人不读历史，也不知清代故事，只随着西洋人说话，因此大家说中国政治是专制的，积非成是，我来述说历史真相，反而认为是故发怪论了。”
所以，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人以后的事情，而“文革”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参考文献：
 
[1]刘泽华．分层研究社会形态兼论王权支配社会[J]．历史研究，2002，(2)．
[2]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过程中三个关键时代[J]．历史研究，2002，(2)．
[3]宁可．中国社会形态研究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一商品经济[J]．历史研究，2002，(2)．
[4]金景芳．沦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J]．中国社会科学，1980．(3)．
[5]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A]．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十七辑[C]．北京：三联书店，1999．
[6]牟钟鉴．走近中国精神[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
[7]何兆武．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J]．历史研究，2002，(2)．
[8]钱穆．国空大纲·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The Four Levels of Chinese Social Formation and Their Historical Stages
                                                        
Abstract: The author divides the social formation to four levels, namely the social economic formation, the social relation formation, the social political formation and the social ideology formation and explores Chinese social formation and their historical stages according to thi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social political formation is the mainstream of the social formation. So that China has gone through five stages since civilization, namely the stage of sage power, the stage of king power,the stage of overlord power,the stage of imperial power and the stage of civil power. 

Key words : social formation ; historical stages ; the reform and openning 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