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是唯意志论的选择,而是在实际生存环境的限制下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门道和路数。知识分子的习性指的是知识圈中行事的路数和门道,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布迪厄把知识分子习性概括为“贵族禁欲主义”。与它相区别的是“及时行乐主义”的有产阶级(资产阶级)习性。知识分子的贵族禁欲主义“趋向于最廉价、最严格的闲逸活动和严肃甚至苛刻的文化行为,”换言之,也就是穷高贵。这种习性在教师这样的知识分子那里尤其显著,这一习性使得他们可以“从他们自己的文化资本和空闲时间取得最大的利益,同时尽量减少花费开销。”象教师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经济能力很少能与其趣味要求相配,这种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悬殊使得他们不得不成为贵族禁欲主义者(一种颇为寒酸的尽量不浪费的‘艺术’生活方式” [13]。布迪厄所说的知识分子习性不是本质的,而是相对而言的,不是意志主导的,而是由客观生存条件形成的。对于知识分子的客观生存条件,布迪厄尤其重视他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间的矛盾,而这两种资本又都与现代社会中权力争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二、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部分
     
     布迪厄区别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标准是前者占有宝贵资源的优势。但是布迪厄所说的统治阶级的内部还有区别,原因是内部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分配不均。例如,文艺人士、科学研究者和教授等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而工商企业家则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本,这两种人之间存在着优劣、上下位置之争。布迪厄认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间存在着强弱优劣之别,而占有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实际上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部分,”或者“权力圈中的被统治一端” [14]。就其阶级地位而言,知识分子处在既统治又被统治的矛盾地位中。他们隶属于统治阶级是因为享有文化资本的权力和优惠。他们有力量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提供或颠覆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受支配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者的统治。从根本上说,文化资本对于经济资本的独立自足性只是相对的,远不如精神生活崇尚者所夸大的那么完美超然。布迪厄将知识分子确定为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部分,与一般的知识分子自我形象颇为不合。这在法国和中国都差不多。在法国,自从左拉时代的德莱弗斯事件以后,知识分子就往往与政治左派和工人阶级政党、工人运动组织站在一边,成为正义的化身或下层群体的代言人。布迪厄质疑这种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立场是由其特权地位和职业利益所决定的,他们与工人阶级的团结其实很脆弱。同样,中国知识分子自五四运动以来与民主自由理念的结盟也具有极大的暧昧性和脆弱性,出于其特权和本身利益的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同样也可以安然身处于不民主或反民主的统治阶级之中。
     尽管知识分子在权力争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布迪厄并不认为他们构成一个特别的社会阶级。某些文化资源确实使知识分子形成了与政治、经济权力争夺独立自足的能力,但这尚不足以形成一种阶级基础。在知识分子行为最活跃的圈子中(文艺、科学、教育、司法、企业管理等等),文化和经济资本互动关系多有不同。即使在同一圈子中,知识分子也有上下、尊卑、优劣的占位之别。这些都使得普遍知识分子阶级无法形成。布迪厄反对仅仅以阶级地位来衡量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行为。他认为,“一切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首先是因为他们在知识分子圈内占据着要位” [15] 。这种要位不一定是显要,而是有份量。知识分子乃是在知识圈内有争夺能力者。在布迪厄那里,知识分子圈本来就是一个体制和市场的结合体,艺术家、作家、研究人员、学者在知识分子圈中相互争夺象征资源,为自己的文艺、科研、学术产品争取具有合法性的承认,而象征资源则又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变为经济资源。
     知识分子圈子成员间的争夺,首先集中在圈内发言的权威性,有了这种权威,就能规定什么圈内具有是合法性的文化产品。在种种知识分子圈中,上下、优劣、尊卑的位置区分特别重要。这种占位的差别和对立是由文化和象征资本的不平等关系所造成的 [16] 。布迪厄把上下占位的区分看作是享有尊位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挑战者之间的对立。这两种知识分子的策略间有保守和颠覆的区别。布迪厄称前者为“正统”,后者为“异说”。这两种知识分子分别以韦伯(Max Weber)所说的“先知”和“教士”为象征原型[17] 。布迪厄在这二者间看到的是“文化创造者”和“文化守护者”的区分和对立,前者创造新形式的知识,后者则再生和传承具有正当性的那部分知识。就职业区别而言,这种对立往往存在于研究者和教师之间,也存在于独立知识分子和教授之间。一者力求维护现有的象征资本,另一者则谋求能取代它的新型象征资本。
     在艺术家和作家中,教士和先知之别则经常呈现为先行者和新进者之间的对立。前者占据着文化权威的位置,在文化圈子中享有相当的位置优势,后者则正在寻求立足点,以图崛起。布迪厄看到,这种冲突往往具有隔代性,辈份代沟往往也成为既定秩序代表和求变者之间的分野[18] 。韦伯关于教士/先知的宗教社会学分析模式不仅帮助布迪厄说明知识分子的圈内争夺,而且也帮助他解释知识分子的圈外争夺。
     韦伯所说的官僚僧侣和魅力先知的斗争还涉及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双方都想争取一般社会大众。布迪厄运用韦伯的这一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象征商品市场》一文 [19] 。在布迪厄那里,韦伯分析模式中的“先知”成为19世纪法国的现代派(或初期现代派)画家,而“教士”则成为学院派画家。布迪厄把文化(艺术)体制本身看成是象征生产的一部分。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僧侣和(魅力)先知的区别,在布迪厄那里变成了不同的“象征货物”生产者,它们在“俗人”(laity)中争夺消费者。
     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争夺象征合法性的斗争中,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等级分歧。知识分子的圈内争夺和圈外争夺是不同的,这两种争夺是在知识分子生产的两个不同范围内进行的。前者是在同行内部的有限范围内,而后者则是在大众文化市场的大范围中。这两个范围的区别也是精英市场和大众市场的区别。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有限范围内文化生产和争夺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关键是专业合法性。艺术和科学都是非常专门的文化市场。这些文化市场参与者所争夺的不仅是同僚的认可,而且还是设置标准及合法性的权威[20] 。知识分子圈之所以能对政治、经济权力圈呈现出独立,能把自己与它们相区别,全在于其掌握了自设标准和合法性的能力。
     在布迪厄那里,“区分”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区分不仅是知识分子圈与政治、经济圈保持距离、确定独立性的手段,而且更是知识分子圈内变动的根本动力。知识分子争求个别特性的要求尤为强烈,对于知识生命来说,没有特色就意味着不存在,“要存在就得有区别,也就是说,占据特定的、与众不同的位置” [21] 。求特色,也就是占位。这是知识事业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布迪厄指出,在知识分子的世界力,一个人所占的位置与他的事业利益是息息相关的。谁占到好位置,谁就容易发表著作,得到好评,被人引用,赢得奖项,在学术机构中得以升迁、身据要津、享有领导地位等等。这种圈内利益之争就是圈内政治。方法、理论往往是知识分子圈内政治角力最得力的武器。运用新方法和新理论,这并不是什么超然于实际利益争夺的纯学术行为,“理论、方法和观念看上去是对科学发展的贡献,但也是‘政治’手段,目的是为了建构、恢复、加强、保护或者改变象征统治关系的现有结构。” [22]
     布迪厄特别重视精英文化圈和教育的关系。他指出,尽管大众文化生产圈子在当代社会中越来越重要,但真正能确立最具合法性文化形式的仍然是精英文化生产圈子,而大学则是精英文化的最重要的尊奉者。比起大众文化生产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