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的科学知识分子和知识政治(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分子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群众的关护者,说是关心和了解他们的疾苦,实际上是以他们的代言人自居。布迪厄拒绝这种恩主式的左翼积极分子政治角色。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和下层群体并不共有相同的利益。第四种是与进步政党同路人的区别。这也是左翼知识分子经常自夸的政治作用。在法国,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左翼知识分子以同路人的身份一方面支持左派政党,一方面又与其组织和基层运动保持某种距离。第五种是与葛兰西式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区分。“有机知识分子”主要是指那些与工人阶级结为一体,表达工人阶级集体认同和利益的知识分子。在布迪厄那里,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部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结盟只是因某种被统治的同型性,而不是因为这二者有相同的利益或习惯行为可以有机地合为一体。[31]
布迪厄心目中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以“社会学家”为基型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社会学的特殊处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各种争夺的圈子——不只是阶级争夺,而且是各种科学争夺本身。同时,社会学家本身就处在这些争夺之中。在阶级圈中,他是某种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占有者,在文化生产圈中,更确切地说,在社会学这个小圈子中,他还拥有某种特别的(专业)资本”。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家应当对自己的社会位置保持高度的清醒,他的知识政治永远与这些复杂而多重的社会位置息息相关[32] 。因此,布迪厄不认为社会学家可以成为一个全方位知识分子。在法国传统中,象萨特这样的全方位知识分子已成为一种极具影响或者甚至具有规范意义的模式。全方位知识分子对社会中发生的大小事件都会义正词严地表明态度,布迪厄对这种事事通晓的知识分子甚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作为科学工作者的社会学家应当或能够扮演的角色。一个社会学家的专业知识毕竟有限,不可能涉及一切领域,而高谈阔论的圣贤作风只会造成某些智者可以超脱社会权力现实的假象。而且,事事表态看上去是关心公众事务,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在知识圈内的表现手段和占位方略。在布迪厄看来,知识分子表述政治立场,最要不得的就是运用媒体轰动效应,借助政治正确性,或利用大众情绪等等 [33]。
福柯在批评“普遍知识分子”时也涉及了全方位知识分子的问题。但布迪厄所说的科学知识分子却并不等于福柯所说的“专门知识分子”。福柯的专门知识分子将其政治行为局限于专业圈内,形成一种各自为政的微观政治。但是,布迪厄设想的却是知识分子的大群体政治,它不仅横贯同一社会中不同的专业范围,而且还有国际社会间的联系。布迪厄呼吁知识分子打破那些限制思想自由交流的地区和国家限制,以建立他们“在世界范围内集体行动的目标和方式。” [34]正如史瓦兹所指出的那样,“布迪厄和福柯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布迪厄有意要创造让知识分子在许多问题上能进行集体干预的社会条件……因此,布迪厄的立场其实可以说是萨特和福柯的综合。” [35]
布迪厄所说的科学知识分子与他自己的政治行为甚为一致。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有意识地选择揭露现实社会不平等结构和权力再生机能的研究项目;二,批判地对待知识实践;三,有选择地在一些高能见度的政治问题上有所参与。[36]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前面已经论及,不再赘述。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方面。布迪厄关心公共事务,但不热衷于抛头露面。他很少参加签名表态或游行集会这类活动,也不公开为左派政党或工会联盟站台打气。尽管布迪厄声名卓著,并任法兰西学院社会学教席教授,但他在媒体的曝光率却远不及他的一些同行,如图雷(Alain Touraine)和莫林(Edgar Morin)。他也不特别投入像环保、妇女、少数族裔或和平这一类社会运动,这使得他和关心精神病患者、罪犯和同性恋者的福柯很不相同。法国有不少知识分子在50年代参加共产党,如拉杜利(Emmanul Le Roy Ladurie)或在60年代参加极左组织,如格路科思曼(Qndre Glucksman),而在70年代和80年代又变成激进的反共人士。布迪厄和这些知识分子不同,他一直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直到1981年法国社会党执政,他从来没有在批评统治法国的保守政党的问题上有所动摇。尽管他多年来一直与法国社会党和法国社会主义工会(CFDT)保持联系,但他对社会党压制反对者权利的做法还是照样持批评态度。无论是对左派还是右派政治势力,他同样反对它们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建立和依赖的技术官僚组织结构。1981年,布迪厄与福柯一起发起公开抗议,反对社会党密特朗政府在波兰军方镇压波兰团结工会事件上采取的不干涉政策。1993年,他主编了《世界的重负》(1999)一书,批评社会党忽视法国社会福利。
然而布迪厄却并非是一个纯反对型的知识分子,他并不完全拒绝参与社会改革的实际事务。尽管他反对知识分子为政治权力服务,但他本人也曾为社会党的密特朗政府提供帮助。1985年,他应密特朗的邀请,起草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大纲。1988年,罗卡(Michel Rocard)出任法国总理,布迪厄接受了教育课程研究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并对法国教育课程提出了不少建议。从80年代到90年代,他越来越多地在电视、报刊上接受采访或发表文章,也更加频繁地到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出访和讲学。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建立了他的公众知识分子的形象。费希特(J. G. Fichte)说过,什么样的哲学家做什么样的哲学, 我们也可以说,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提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理论。这对布迪厄可以说是很合适的。我们大可不必把他关于科学知识分子的理论当作一种人人应当遵行的模式,因为并不是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具有布迪厄那样经历、成就和影响的知识分子。即使是在法国传统中,可以成为知识分子表率的也远不止布迪厄一人,萨特、加缪、福柯都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的遭遇、经历和社会实践与布迪厄不同,但就言行一致、我行我知而论,他们其实又何尝不能说都是属于同一群体的知识分子。
注释：
[1]Homo Academicus. Stan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p26
[2]布迪厄将“圈子”这个概念运用到许多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如科学(1975),社会阶级生活方式(1984a),高等教育(1988b,1989b),宗教(Bourdieu & de Saint Martin, 1982),文学(1983, 1988a),住房政策(1990a)。
[3] La noblesse d"Etat: Grands corps et grandes ecoles.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p375
[4]La noblesse d"Etat: Grands corps et grandes ecoles.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p373
[5]"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the Juridical Field," Hastings Journal of Law 38: 209-48.p822 850
[6] "Le champ litteraire: Prealables critiques et principes de methode," Lendmains 36: 5-20.
[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83
[8]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83-84
[9]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56
[10]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14
[11]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p. 3.
[12]3. Lewis Coser, Men of Ideas: A Sociologist"s View.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 p. viii.
[13]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286-287
[14]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176
[15] Esquisse d"une theorie de la pratique. Precedee de trois etudes d"ethnologie kabyle. Geneva: Droz.p33
[16]"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 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 Poetics 12 (November): 311-56.p213
[17]"Legitimation and Structured Interests in Weber"s Sociology of Religion," in S.
布迪厄心目中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以“社会学家”为基型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社会学的特殊处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各种争夺的圈子——不只是阶级争夺,而且是各种科学争夺本身。同时,社会学家本身就处在这些争夺之中。在阶级圈中,他是某种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占有者,在文化生产圈中,更确切地说,在社会学这个小圈子中,他还拥有某种特别的(专业)资本”。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家应当对自己的社会位置保持高度的清醒,他的知识政治永远与这些复杂而多重的社会位置息息相关[32] 。因此,布迪厄不认为社会学家可以成为一个全方位知识分子。在法国传统中,象萨特这样的全方位知识分子已成为一种极具影响或者甚至具有规范意义的模式。全方位知识分子对社会中发生的大小事件都会义正词严地表明态度,布迪厄对这种事事通晓的知识分子甚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作为科学工作者的社会学家应当或能够扮演的角色。一个社会学家的专业知识毕竟有限,不可能涉及一切领域,而高谈阔论的圣贤作风只会造成某些智者可以超脱社会权力现实的假象。而且,事事表态看上去是关心公众事务,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在知识圈内的表现手段和占位方略。在布迪厄看来,知识分子表述政治立场,最要不得的就是运用媒体轰动效应,借助政治正确性,或利用大众情绪等等 [33]。
福柯在批评“普遍知识分子”时也涉及了全方位知识分子的问题。但布迪厄所说的科学知识分子却并不等于福柯所说的“专门知识分子”。福柯的专门知识分子将其政治行为局限于专业圈内,形成一种各自为政的微观政治。但是,布迪厄设想的却是知识分子的大群体政治,它不仅横贯同一社会中不同的专业范围,而且还有国际社会间的联系。布迪厄呼吁知识分子打破那些限制思想自由交流的地区和国家限制,以建立他们“在世界范围内集体行动的目标和方式。” [34]正如史瓦兹所指出的那样,“布迪厄和福柯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布迪厄有意要创造让知识分子在许多问题上能进行集体干预的社会条件……因此,布迪厄的立场其实可以说是萨特和福柯的综合。” [35]
布迪厄所说的科学知识分子与他自己的政治行为甚为一致。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有意识地选择揭露现实社会不平等结构和权力再生机能的研究项目;二,批判地对待知识实践;三,有选择地在一些高能见度的政治问题上有所参与。[36]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前面已经论及,不再赘述。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方面。布迪厄关心公共事务,但不热衷于抛头露面。他很少参加签名表态或游行集会这类活动,也不公开为左派政党或工会联盟站台打气。尽管布迪厄声名卓著,并任法兰西学院社会学教席教授,但他在媒体的曝光率却远不及他的一些同行,如图雷(Alain Touraine)和莫林(Edgar Morin)。他也不特别投入像环保、妇女、少数族裔或和平这一类社会运动,这使得他和关心精神病患者、罪犯和同性恋者的福柯很不相同。法国有不少知识分子在50年代参加共产党,如拉杜利(Emmanul Le Roy Ladurie)或在60年代参加极左组织,如格路科思曼(Qndre Glucksman),而在70年代和80年代又变成激进的反共人士。布迪厄和这些知识分子不同,他一直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直到1981年法国社会党执政,他从来没有在批评统治法国的保守政党的问题上有所动摇。尽管他多年来一直与法国社会党和法国社会主义工会(CFDT)保持联系,但他对社会党压制反对者权利的做法还是照样持批评态度。无论是对左派还是右派政治势力,他同样反对它们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建立和依赖的技术官僚组织结构。1981年,布迪厄与福柯一起发起公开抗议,反对社会党密特朗政府在波兰军方镇压波兰团结工会事件上采取的不干涉政策。1993年,他主编了《世界的重负》(1999)一书,批评社会党忽视法国社会福利。
然而布迪厄却并非是一个纯反对型的知识分子,他并不完全拒绝参与社会改革的实际事务。尽管他反对知识分子为政治权力服务,但他本人也曾为社会党的密特朗政府提供帮助。1985年,他应密特朗的邀请,起草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大纲。1988年,罗卡(Michel Rocard)出任法国总理,布迪厄接受了教育课程研究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并对法国教育课程提出了不少建议。从80年代到90年代,他越来越多地在电视、报刊上接受采访或发表文章,也更加频繁地到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出访和讲学。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建立了他的公众知识分子的形象。费希特(J. G. Fichte)说过,什么样的哲学家做什么样的哲学, 我们也可以说,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提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理论。这对布迪厄可以说是很合适的。我们大可不必把他关于科学知识分子的理论当作一种人人应当遵行的模式,因为并不是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具有布迪厄那样经历、成就和影响的知识分子。即使是在法国传统中,可以成为知识分子表率的也远不止布迪厄一人,萨特、加缪、福柯都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的遭遇、经历和社会实践与布迪厄不同,但就言行一致、我行我知而论,他们其实又何尝不能说都是属于同一群体的知识分子。
注释：
[1]Homo Academicus. Stan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p26
[2]布迪厄将“圈子”这个概念运用到许多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如科学(1975),社会阶级生活方式(1984a),高等教育(1988b,1989b),宗教(Bourdieu & de Saint Martin, 1982),文学(1983, 1988a),住房政策(1990a)。
[3] La noblesse d"Etat: Grands corps et grandes ecoles.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p375
[4]La noblesse d"Etat: Grands corps et grandes ecoles.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p373
[5]"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the Juridical Field," Hastings Journal of Law 38: 209-48.p822 850
[6] "Le champ litteraire: Prealables critiques et principes de methode," Lendmains 36: 5-20.
[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83
[8]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83-84
[9]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56
[10]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14
[11]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p. 3.
[12]3. Lewis Coser, Men of Ideas: A Sociologist"s View.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 p. viii.
[13]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286-287
[14]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176
[15] Esquisse d"une theorie de la pratique. Precedee de trois etudes d"ethnologie kabyle. Geneva: Droz.p33
[16]"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 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 Poetics 12 (November): 311-56.p213
[17]"Legitimation and Structured Interests in Weber"s Sociology of Religion," i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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