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更重视有限范围内的专门文化生产。在与有限文化圈对知识合法性的争夺中,大规模的大众文化圈,尤其是商业文化圈,处于下风的位置。这两种圈子的上下、优劣等级差别也贯穿于文化人对精英和大众文化产品的评价中,前一种为优(高雅),后一种为劣(粗俗)。对大学和知识分子圈的特殊关系,布迪厄写道:“每一个知识分子与其它知识分子的关系中都必自称具有文化正当性,这种文化正当性的形式和基础取决于他在知识分子圈子中的位置,尤其取决于他和大学的关系。说到底,大学掌管着文化尊奉的最可靠的符号。” [23]换句话说,每个知识分子要得到同僚的重视或尊敬,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文化正当性;而他越受大学教育体制的承认和重视,也就越具这种正当性。
     在布迪厄那里,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分析总是和教育的社会学分析联系在一起的。布迪厄指出,知识分子圈和教育体制之间的关系密切但不和谐 [24] 。原因之一是,对文化产品的尊奉永远滞后于文化生产。知识分子圈以力求区分为其驱动力,不断产生新的知识竞争形式,不断有所创新。然而,并非所有的创新都能从教育体制及时获得合法性。尽管有滞后性,但教育体制的一动一静仍都对文化产品合法性具有不可等闲视之的影响力,这甚至可以从那些疏远大学的人那里看出来。例如,处于知识分子圈边缘的文化生产者(如记者和公共媒介人士)在得不到教育体制重视的情况下会指责它高高在上,而在受到重视时则又会沾沾自喜。处于知识分子圈边缘者更是往往因得不到学校的重视而攻击它,贬低它的正统地位(如王朔这样的作家)。但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攻击恰恰说明这些知识分子圈边缘人物很在乎大学的正统地位和赐予文化正当性的权力,攻击越激烈,反倒越显出大学的重要 [25] 。

    三、知识的自由和知识分子政治
     
     尽管布迪厄对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分析明显地侧重于结构体制限制、资本转换和利益争夺,但他并没有忘怀自由这个与知识分子不可分割的问题。在布迪厄那里,自由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一个与知识分子政治参与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实践问题。知识分子究竟是应当参与政治社会事务,还是应当避免这种参与以专心致志从事自己的思想事业?在法国传统中,著名作家班达(J. Benda)和萨特可以说代表了对这个问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班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知识分子是守护社会灵魂的“僧侣”,他们从事的是永恒超越的精神事业,而历史和政治的局限只能束缚这种精神事业。但萨特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全方位的思想者,他们对当今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应有一个公开立场。在布迪厄看来,这两种看法都带有极端性,但它们却又都包含着一个知识分子生活的最基本、最不可缺少的内容,那就是追求知识的自由 [26] 。为维护自由,班达要求知识分子而从威胁自由的外部世界完全撤退,而萨特则坚持完全介入外部世界,以充分扩展自由。
     布迪厄也坚持知识的自由,但他并不认为这种自由只能表现为完全的超脱或全方位的介入。他认为,自由是一种人类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而这一价值的最高表现便是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在布迪厄那里,科学的自由有两个表现,一是科学本身可以成为一种不受政治、经济限制的独立思想活动,二是科学实践可以成为一种不受政治干扰的、具有独立政治作用的社会行为。从理论上说,这种类似科学主义的自由观并不具充分说服力,因为布迪厄自己就在不断提醒人们,科学行为有自身的利益,并不中立,科学圈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治权力圈。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可能出现完全自由的社会科学或知识分子?
     然而从实践上说,布迪厄强调科学和科学实践的自由却仍然具有实际意义。在题为《不安分的科学》的访谈中,布迪厄特别指出,人们是否可以从事具有自由批判性的社会科学,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科学本身,而是“取决于它和社会世界的关系,取决于它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他指出,象在前苏联这样的极权专制社会中,社会学就根本无法起到自由批判的科学作用,“那些自称是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的人只不过是社会工程师,”他们所起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为政府部门提供一些政策配方。这种社会学为统治权力服务,为统治者行为提供“合理性……(或者)半理论化解释” [27] 。布迪厄所说的具有自由精神的科学与这种奉旨社会学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拒绝为政治权力服务的科学,一种旨在揭露社会权力不平等结构和再生机制的批判性知识。
     要了解布迪厄在知识的自由和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的立场,最好的途径也许并不是通过他对社会学的科学主义解释,而是通过他与其他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实际区别。在这一点上,布迪厄所极为重视的区分原则也适用于他自己。史瓦兹(D. Swartz)对此曾提出两种不同的,但相互关联的区分。第一种区分是关于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和启蒙理性,第二种区分则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角色和作用。[28] 布迪厄对启蒙理性的看法是,启蒙理性既具历史性,也具普遍性。一方面,他认为需要以历史的观点来看待科学理性,反对“把理性当作一种(纯)思想或语言结构” [29],反对把理性的普遍性建立在任何思想或语言结构上。布迪厄的这一看法明显有别于哈贝玛斯那样的交际理性观。而另一方面,布迪厄却又并不像德里达那样用解构语言来否定普遍理性。布迪厄认为,即使理性产生于历史环境和受历史条件限制,它仍然会产生某些能超越自身历史限制的价值,那就是理解、发现和交流。布迪厄称这些为科学的价值。科学话语必须排除权力因素,如占有、强迫、地位优势等等,必须保证程序的公正,必须遵守有凭有据、逻辑合理的法则,必须接受群体的共同检验。科学因这些理性实践而比其他文化实践更能体现交际理性的普遍规范。
     布迪厄指出,在历史过程中,科学逐渐从经济、政治、宗教权力那里争取到独立性,科学理性是知识圈子的集体财富和共同利益。。布迪厄强调理性是利益的觉悟和非天生的语言能力,强调历史条件下的普遍性而非历史性。彻底破坏普遍性,这就使得他在启蒙和启蒙理性上有了自己的独特立场。正如史瓦兹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把布迪厄(在启蒙问题上)的观点看作是一种定位策略,这使得他一方面能对福柯以及像德里达这样的后结构主义者有所批评,一方面又能对处于另一端的哈贝玛斯也能有所批评。针对后结构主义者,布迪厄确定了理性启蒙传统的方法和规范。布迪厄认为这个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自我参照,又在某种程度上能自我超越的知识形式。他不同意激进相对论者把科学简单地描绘为一种与宗教和魔术等价的知识形式。布迪厄同时针对哈贝玛斯把超然理性与知识圈内的某种利益联系起来。而这一利益正是布迪厄希望能得到制度化和发展的利益。” [30]
     布迪厄把理性看成是知识分子应当共同维护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道德禀性。这就使得他把知识分子捍卫学术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看成是一种现实政治斗争而非单纯道义政治。这一政治斗争的对象是明确的,它是国家行政权力和商业经济势力对独立学术活动的控制和干扰。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揭示和批判现有不平等制度之外,科学知识分子政治的最重要任务就是维持其自身的独立。在布迪厄那里,科学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政治的核心,知识分子应当以科学的名义,为维护知识圈共同利益而介入政治。布迪厄的科学知识分子主要和五种知识分子政治角色有所区分。第一种是与精英文化保卫者的区分。布迪厄对传统精英文化卫士和象牙之塔的大学不以为然。与那些以尊奉和传承精英文化为己任的僧侣型的教授相比,布迪厄自己就是一个先知型的学者。第二种是与为统治者利益服务者的区分。布迪厄批评技术官僚用科学为官僚国家政治服务,也反对科学工作服从于统治者的特权利益。第三种是与下层和弱势群体代言人的区分。左翼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