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良渚人的“食谱”，就当时而言，已相当完美、丰盛! 为此，有人认为：良渚文化，是一种稻作文化与渔捞文化有机结合的稻作渔捞文化。
(三)
良渚人，用火熟食，早已习以为常。然而，良渚人饮食时是使用怎么样的炊具和食具等的呢?
当时，尚无金属，生活用具，多为陶器、石器、骨器、蚌器、木竹器等；其中陶器，占据主角。
生活用陶器，大致分四类；即炊器、食器、酒器和水器、盛贮器。其中，炊器：主要有鳍形足鼎，以及甗、甑等；食器：主要指豆类，还有部分圈足碗等；酒器和水器：主要指过滤器、鬶、盉、杯、宽把带流罐形壶、杯形壶等；而盛贮器：指双鼻壶、贯耳壶、盆、盘、钵、罐、簋、缸、瓮等。有关于此，林华东先生已有全面的论述(20)。
笔者试统计了13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生活陶器之种类与数量，列表明示，以求探讨其某种趋势。
部分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生活陶器器型与数量统计表
注：①浙北6处遗址：海宁县千金角、徐步桥、盛冢埭、平湖县平邱墩、嘉兴市雀幕桥、德清县辉山遗址。②酒器和水器中还包括：过滤器。③仅见些足，未见完整器
接续上表：
由上表(2)，虽然其中有相当部分可能是明器，非实用器具，由于古人的“侍死如生”的观念，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折射出些当时的现实；因此，得到的综合印象是：①生活陶器中以炊器——鼎及釜，占大宗。烧煮活动，占绝对优势。②食器，主要是使用豆。在上古时期没有桌子，人们席地而坐或以蹲姿以就餐的情况下，豆可盛饭菜，置于面前，食时手握豆柄拿起来吃，功能独到，方便实用，从而深受古人的喜爱。碗，尚稀少。不普遍。盘、钵等使用比重还不甚大。③盛贮器，器型最为繁多，且数量在整个生活陶器中也占相当重要的位置。其中，罐，包括瓮、尊，数量比重相当高；并尤以罐的造型最为多样。而盛器：盆、盘、簋、钵四者合起来，比重亦不容忽视；反映：物质丰富，盛贮品众多，需求迫切。④从数量比及口径大小分析：良渚人可能是以钵或盆等盛烹饪好的饭菜，以豆或盘等将饭菜分到个人进食。豆、盘，由于归个人进食时使用，使用频率相对较高；加以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从而渐受重视，并开始讲究起来了。诚如墨子所云：“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如黑陶豆，是良渚文化时期较为典型的盛器，有矮肥、高座及竹节细把等造型；特别是竹节形豆把，其本源于吴越当地一带盛产的竹类，是良渚人生活的直接体验，并予以抽象的表现所致。如福泉山遗址出土过豆盘外腹部有蟠螭纹，竹节形豆把上有形态各异的鸟纹装饰等十分精美的豆。又从余杭庙前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物中有木豆、木盘。盘分木质船形盘、木胎漆盘等，其中一件还是木胎双色残漆盘(22)；亦可作旁证。⑤缸，显然是贮水器。人们生活需要蓄水、贮水了。⑥酒器，如盉、匜等，亦占有一定的比例，反映了当时古越人饮食中已包括了酒，且已相当普及。⑦壶，在酒器和水器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其中，尤以双鼻壶和贯耳壶称著；前者是良渚文化中最具典型特征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它自始至终与良渚文化同兴衰；后者是良渚文化中晚期出现的新器型，也是良渚中晚期较常见的器型。(林华东)。
良渚人的进食方式，是直接用手?还是间接用具助食?用具的话，具是什么?
河姆渡人进食“米饭”等时使用的取食工具或工具之一已知是骨匙，有出土文物可以佐证(23)。演进到良渚人，是否继续使用骨匙? 匙、匕(或称“柶”，即匙)之类，在良渚文化出土文物中较为少见，但还是有。如：余杭瑶山遗址的12号墓就出土过玉匕l件、玉匙l件(24)；吴家埠遗址发现骨匕1件(25)。叉，在本区域尚未发现。筷，亦未露面。鉴于筷多为竹木质的，易朽难存；故未露面不等于不存在。
到良渚文化时期骨匕等为什么会少见?如上所述，良渚人由于原始农业发展，食物以素食为主，肉食比重包括狩猎的比重下降，致用以制作餐具的骨质材料来源相对短缺，这可能就是其缘由。
我国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古人就懂得了用火。从而逐渐摆脱了“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淮南子·务修训》)，改善了健康状况，提高了生活质量。通过用火，由偶然到必然，逐渐掌握并积累了熟食方式与经验。为了解决“火中取食”的烫手问题，进食时先民们不得不设法就地取材使用树枝、竹棍或骨棒之类得来最方便的材料作为工具来完成刺、按、挑、夹或叉取等动作，以便取食。这应是本能、是情理中之必然事。连猩猩都会。因此，箸(古时称“梜”)、匕(匙)之类的雏型就此产生。除玉质、骨质者外，当时的大多数情况下先民对这类进食工具很可能是信手拈来，随用随弃，不惜保存，从而使其事后大都被塘火就地烧掉，或被蚁蚀风朽了；致没有遗留保存下来。这种现象，在今部分少数民族群体中，甚至现代人的野炊活动中，仍常重复、流行。正所谓：“来得易，去得快”。箸，是中国热食、粒食文化的独特产物。有关于此，赵荣光先生曾有专门论述。“箸的出现，只能缘于中国人的粒食传统，而决不能出现在面包制品的面食民族的餐桌上，这是不难理解的”(26)。据说，我国使用筷子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夏代。“先秦时期，筷子叫‘挾’，有的也写作‘筴’。《礼记·曲礼上》：‘羹之有菜者用梜，其无菜者不用梜’(郑玄注：‘犹箸也，今人或谓箸为梜提’)。秦汉时期，筷子叫‘箸’。……隋唐时，叫‘筯’。明清时，由于渔民忌讳而改称为‘筷’。……‘筷’字在清《康熙字典》时还没有收录。……最早成型的筷子大概多用竹子做的，所以‘箸’字有个‘竹’字头”(27)。箸，见之于文献的最早为《韩非子》，其中《喻老》、《说林上》同时称有“纣为象箸而箕子怖”。纣王做象牙箸，说明的是其生前的骄奢淫逸，然而纣王的象牙箸、包括其它处的铜箸、骨箸等，决不会凭空产生，此前肯定有个漫长的竹、木箸及其雏形物等发育发展过程为其参照。这就反映在商代纣王之前显然早就已有了筷子。目前所知最早的箸出土于殷墟侯家庄M1005墓，为铜箸。湖南香炉石遗址出土了骨箸。湖北随县擂鼓墩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出土三双竹箸(筴)(28)。现已了解，良渚文化的末期与夏代接近，或有部分叠连；而夏文化、至少是其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的二里头文化，与良渚文化间，被认为曾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夏代之“夏”，不是夏人自称，而是周代始称。据董楚平先生等考证：“夏”与“戊”即“钺”古音相同，可能是同一个字；且“钺”与“越”相关(《吴越文化新探》)。因此，统观上述种种，于良渚文化时期出现并使用“筷”的雏形物，应是理所自然的。另外，当时仍不能排除还在继续使用“两双半的筷子”——即用手(五指)直接抓食；所谓“毋抟饭”。地区文化间是在不断交流与影响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