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之“末”巩固“中学”之“本”。他在山西、两广、两江、湖广都推行了以西学为内容的新政，如兴办实业、练兵、办教育，目的是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文化和制度。陈旭麓先生在《论“中体西用”》就曾经指出，这是“以新为旧的形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12]这个“用”就是对事物表面、可操作的装置、知识和技能以及方法的运用。在《劝学篇》中处处可见这种工具主义的实用观。比如，在学习西方的教育方法中，效仿西法“广设学堂”，“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各县皆宜有学”，要“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效仿“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广译外文书籍；通过阅报了解世局变化、通达民情；变科举，实行“三场分试、随场而去”之法，增加“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考试。同时，通过效法西方的农工商学、开采矿产、修筑铁路、非攻教、非弭兵、兵学以及会通等具体的技术学习西方技艺。
张之洞曾经这样追述撰写《劝学篇》的意图：“自乙未（1895年）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13]由此可见，张之洞的直接目的是“辟邪说”。所谓“邪说”就是维新派主张的变法和学习西方文化的各种思想。维新派主张效法西方的政治思想制度和效仿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和科学的文化观，把西方的民主自由观念当作实现国家“自强”的工具，认为只要参照西方各国变革政治制度，实现举国一致，中国即可富强。张之洞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是不可变的，他在《外篇·变法第七》中提出“夫不可变者，……，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同时，他的“务本以正心”和“务通以开风气”，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不触动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和制度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能学习和引进西政和西艺。他在《内篇·循序第七》开头即提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西学学”；《内篇·守约第八》也在开篇提出“儒术危矣。以言乎迩，我不可不鉴于日本”；《内篇·明纲第三》则论述西国故有“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西人礼制虽略，而礼意未尝尽废”，甚至改革科举制度也还是一、三场是中学，西学只安排在第二场，最后决定命运的仍然是四书五经；在《外篇·会通十三》中认为西方的制度、文化是中国学术政教风俗自上古三代以来“西渐东被”的结果。在张之洞幕府中干了二十多年并深受张之洞倚重的辜鸿铭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写道：“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14]所以，张之洞强调西学的目的是存中学、保儒术和纲常等传统文化和封建专制统治制度。

三　福泽氏：制度和文化层面西学

相对于张之洞的西学，福泽谕吉的西学要彻底的多。他以西方现代化国家为参照系，对日本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深刻反省了日本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不利于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的弱点，提出了从文化到制度、技术的全盘西学。明治二年，福泽谕吉发表的《劝学篇》，深究“欧罗巴州”之所以成为“富国强兵天下之首，文明开化之中心”的根本原因，一针见血地总结到：“普及天下之教育，修德谊，开智识，尽文艺技术之美；城乡无别、诸方建学设校，凡不知几千之数；彼产业廉美，商贸繁昌，兵备齐整、武器充足，究其万世太平之源，则在使其务实固本之学问、之枝开花结果矣！[15]同时，福泽谕吉把日本的落后归咎于尊于一统的儒家文化和制度，在他看来，东洋社会的停滞不前，就在于缺乏对数理的认识和独立精神两点。所谓“数理”，就是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理论，而“独立思想”，即是福泽谕吉从西方所接受的自由主义思想。福泽谕吉在其一生中热心传播西方文明，反复强调“一身独立才能一国独立”。首先，废除尊于一统的儒家文化，培养平等、民主、独立的文化和制度。在《劝学篇》中多次强调“本分就意味着基于天理，顺乎人情，不妨害他人而发挥自己的自由，”[16] “人生下来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没有上下之别的，”这种平等是指“基本权利上的平等”，“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维护其财产和珍惜名誉。”[17]而平等是建立在独立基础上的，没有独立①就不会深切地关怀国事，②也不能在接触外人时保持独立的权利，③就会仗势作坏事。[18]其次，基于平等文化的确立，必须建立与之适应的制度。比如，关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他反对不平等专制压迫的制度，认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只是实际上的强弱情况不同，在权利上并无不同之理。农民生产稻米来养活众人，商人买卖物品以便利世人，这就是农民、商人的职责。政府制订法律，制服恶人，保护良善，这就是政府的职责。政府为着履行这种职责，需要很多的经费，而政府本身没有米谷金钱，故需向农民商人征收赋税，以资维持，但这是在双方同意下获得的协议，这就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约束。”[19]“政府就是承受了人民的委托，遵行约法，使全国人民，不分贵贱上下，都能行使其权利，并须做到法制正确、奖惩严明和大公无私。”[20]人民则要一人做两个人的事：“第一是建立代表自己的政府，来制裁国内的恶人和保护善人，第二是严守同政府的约束，服从国法，并接受保护”[21]所以，“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二位一体而有职责的区分，并建立在这种紧密的约束之上：政府代表人民执行法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人民则必须遵守法律。”[22]但是，由于人民或官吏的原因，暴政还是可能发生，“假如人民想避免暴政，必须赶快立志向学，提高自己的才德，俾能达到和政府平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劝学的宗旨。”[23]除此之外，他认为在人们的社会生活等方面也要学习西方制定制度。他举例说，“在陌生人相交往的情况下，情谊是不能起作用的，必须制定法规契约一类的东西，互相遵守，毫厘必争，反而能使双方圆满相处。”[24]可见，福泽谕吉的西学不只满足于技术层面的学习西方，主张积极接纳更为先进的西学价值观和理念，尤其是西方的平等、民主、独立的文化以及维护这些文化的制度，目的是继从唐朝吸纳中华文化、制度等价值观等“西学”实现富国强兵后，又一次通过学习西方的文化、制度等价值观，促使整个日本社会的巨大变革，达到实现的日本现代化的目的。

四　原因分析：比较意义

明治前夕的日本与中国等周边国家基本上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相互之间差别不大。19世纪中期，已经步入现代社会的西方资本主义敲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大门，把中日两国都卷进世界体系之中，极大地开阔了两国有识之士的眼界，同时引发了民族的生存危机。两本《劝学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就的，然而，双方西学的内容却不同，原因何在？ 
首先，文化渊源的原因。中国文化是自生、内发性的文化，[25]日本文化是外生、吸纳性的文化。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文化的发源地，一直处于文化中心地带。中国的文化 “因在较苦瘠而较广大的地面产生，因此不断有新刺激与新发展的途径”，“自始即走向独立发展的路径，”并能够“迅速完成国家内部之团结统一，因此对于外来异族之抵抗力量特别强大，得以不受摧残，而保持文化进展之前程，逐渐发展”[26]而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帝国结构，同时通过“西学源于中学”的思想加强了这种“中华文化”观，认为西方文化是从中国文化输出的，即使偶尔补充西方文化的营养也没有忘记西方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的观点，所以一直把西方文化作为自己过去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从来都不是被动吸收外来文化，而是把外来文化加以‘中国化’，纳入中国固有得思维模式之中，以维持中国固有得发展格局与方向。”[27]佛教经过700年才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