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宗教说明了这种内发性发展。反观，日本则不是文化的发源地，一直处于世界文化的边缘地带，19世纪以前的日本文化是从中国和其他国家习得的，所以日本文化是外生的，并不断靠吸纳其他文化的营养成长。这种差别体现在19世纪中期以后，日本能够谦虚地、一贯地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等价值观，而中国则受文化传统约束没有真正学习西方的价值观，只能是象征性地学习依附于价值观上的技术，所以中日两国的差距由此拉开。
其次，地理环境的影响。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能够与世隔绝而发展，加上数千年来，中国人都以“中国”与“四夷”（即周围国家）来看待其他国家，也就是用“中国中心”的世界坐标认识世界，从而形成自足发展的大陆帝国体系，她不需要吸收外来文化价值观。而日本周围都是大海，处于天然的孤立地位，没有像中国一样“形成强大的、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28]内部市场也不足以支持日本的发展，为了打破这种孤立必须积极吸收外来先进的文化价值观。所以，日本即使在实行闭关政策时，也“允许荷兰人（还有中国人）继续留在日本经商，主要是为了向他们打听外部世界的情况。”[29]
其三，作者价值趋向上的差别。张之洞本是清流派，后来被迫从清流派转变为洋务派，主张保留传统文化、制度的改革。这种被迫的变革，使得他的改革和西学是被动的，所以他的西学只能是表面的技术层面的，缺乏文化、制度层面的必然要求。张之洞虽然承认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但他却将西方的进步理解为枪炮和战舰这些实物性的和表面性的东西，在打开西化大门的同时却将文化、制度等心灵的窗户紧紧关上了。于是，他的西学中存在天生的缺陷：推崇纲常，反对民权，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30]并处处以“不准参照西西学法实行政治变革，划定为不得逾越的界限。”[31]福泽谕吉却多次留学西方，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中的文化、制度和技术因素有比较多的了解，所以他积极明确地批判日本传统的文化和制度，坚决主张效法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并建议从最基本开始仿效，加上政府也有这种西学的动力，于是福泽谕吉的西学成功了，日本走向了现代化。
其四，西学对象的差异。张之洞《劝学篇》发表后，西学的对象仅仅限于清政府官僚。“光绪帝详加披阅，称赞此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谕令军机处印发各省总督、巡抚、学政各一部，并广为刊印。”[32]由此可见，能够看到此书的人都是官僚。这样劝学其实是劝封建官僚西学，与广大人民无关，而大多数封建官僚天生是反对平等、自由、民主等不利于统治的文化和制度的，结果西学就打了折扣。福泽谕吉的《劝学篇》明确以提供民众读本和小学课本的目的而写，使日本人都能够看到这本西学的书，从这本书的发行量也可以证实使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使几乎所有日本人都有西学的可能。福泽谕吉在1880年的《合订本〈劝学篇〉序》中写道：从明治五年（1872）二月发表的第一篇起，到明治九年十一月发表的第十七篇为止，截至明治十三年（1880），发行总数约有70万册，其中第一篇不下20万册。加之以前版权法不严，伪版流传很多，其数也可能有10万册之多。假定第一篇的真伪版本共达22万册，以之与日本的3500万人口相比较，则国民160人中必有一人读过此书。加上当时的日本政府从小对全体国民进行西化的教育，结果西方的文化、制度等价值观深深植入每一个日本人心中，西学思想与日本的文化、制度融会贯通，最终导致西方现代化在日本实现。



 
[1]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26页
[2]（荷兰）E·舒而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16页
[3] 陆江兵：《技术·理性·制度与社会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4] (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1页
[5]（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起因和一些初步结论”，《社会经济体制比较》，1997年第1期，第2页
[6] 王跃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三联书店，2000年，第10页
[7]（美）S·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12页
[8] 孙本文：《社会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7页
[9]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第77页
[10]（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页
[1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页
[12] 陈旭麓：《论“中体西用”》，见《历史研究》1982年第五期
[13] 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页
[14]《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辜鸿铭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第7-8页
[15]《明治文化全集》前揭书，日本评论新社，1955年，第611-612 页
[16] 福泽谕吉：《劝学篇》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页
[17] 福泽谕吉：《劝学篇》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页
[18] 福泽谕吉：《劝学篇》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4-18页
[19] 福泽谕吉：《劝学篇》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页
[20] 福泽谕吉：《劝学篇》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9页
[21] 福泽谕吉：《劝学篇》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2页
[22] 福泽谕吉：《劝学篇》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页
[23] 福泽谕吉：《劝学篇》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页
[24] 福泽谕吉：《劝学篇》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2页
[25] 三石善吉认为，中国文化的内部自发性发展极其强烈，能够进行独创性的转化，见三石善吉：《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中国翻译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26]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页
[27]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8页
[28]（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50页
[29]（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84页
[30] 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31] 丁伟志  陈崧：《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56页
[32] 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