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是一幅漫画的主题，却被我弄成一篇文章，所以只能算是一篇“漫话”。

　　这一“漫”，便取了许多巧。一来，主题鲜明，容易获得振聋发聩或哗众取宠的效果。二来，允许夸张，可以论其一点不计其余而无须面面俱到。三来，不求精确，只要抓住神韵便可以酣畅淋漓地放笔直干……

　　愿读者以看漫画的心态来读这篇“漫话”。见仁见智，不妨一笑了之。

　　贤德妞

　　贤德，是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尤其是在封建时代，简直成了中国妇女追求的最高境界。尽管贤德的具体标准，往往因时代、阶级、阶层、民族、地域、甚至因人而异，但其基本内涵却始终如一，那就是：“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礼也。”（《孔子家语•本命解》）说得更明白点，便是：以男子为纲。

　　于是，女子只要贤德，长得再丑也无妨。战国时期的无盐（齐国人钟离春），虽状貌丑陋，却因贤德感动齐宣王而被立为皇后。而上古时期的嫫母，“儿（貌）恶德充”，竟然成为黄帝的次妃，身居中华民族的“族母”之列。便是平民百姓在为子择妇之时，除门当户对外，首要的条件也是贤德，相貌如何倒在其次。至于其它的才能更是可有可无，甚至于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可见中国人的婚姻注重的是“实用”而非“情感”。

　　然而，人非草木，总得给“情感”以出路。男人们的出路始终是有的：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有钱有势的可以娶“三妻四妾”，次一等的便去“宿妓嫖娼”或“金屋藏娇”，再次一等的则只有壮起胆子去“偷情通奸”，最下等的黎民百姓，便只好通过听书看戏、唱酸曲儿、说荤笑话……“意淫”一番，聊以“望梅止渴”。总而言之，无非是纵情发泄一番之后，再去扮演形形色色符合自己社会身份的“正人君子”。可谓“一人两治”，或曰“分裂人格”。

　　女人们的出路则随着她们的社会地位不断降低而每下愈况。

　　众所周知，我们通常所谓的历史，其实是以男人为中心的男人们的历史，充其量不过六七千年。在此之前,则有一个以女人为中心的母系社会，大约存在于旧石器时代的末期和新石器时代的初期，也有数千年的历史。由于女人们说了算的时代还没有文字，有关的传说在男人们说了算之后，也被男人们篡改得一塌糊涂，因而有人连是否存在母系社会也产生了怀疑。

　　从脍炙人口的《史记》有关黄帝的记载中，便可以看出那时已是男人们的天下。例如,出于打天下的需要，黄帝必须尽可能地与其他强大部落联姻，结果他先后娶了12个氏族或部落的女子，生下了25个儿子。可见，那时的女人已然开始沦为政治交易的筹码。到了尧舜时代，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伦理制度已经确立，并且“布五教于四方”，达到“内平外成”的局面。这说明中国女子的天地与命运，已大体被框定在“贤妻良母”和“相夫教子”的贤德范畴之内。

　　然而，只要不越出这一范畴,并且表现突出，她们仍然能够享有相当高的地位和相当大的自由。例如殷商时代殷王的妻妾妇好，可以担任一万三千士兵的统帅，率领他们去东征、西讨北伐。妇妌可以“率大将沚或出征”，还可以担任宰相。平日她们不但可以陪伴殷王去打猎，甚至还可以以巫的身，在宗庙的祭祀活动中担任主祭和保管卜辞。据专家统计，殷王身边这些文武全才的女子，如妇好、妇妌、妇女自、妇女川……等不下二十余人。

　　到了周代，更加严密的宗法制度确立了，女人们的地位与自由更是每下愈况。《小雅•斯干》曰∶“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意思是生了男孩儿，便让他睡在床上，穿上衣服，玩着象征权力与地位的玉，享受着君王般的待遇。女孩儿则只能睡在地上，裹着襁褓，玩象征家务劳动的陶制纺锤，注定“唯酒食是议”——即如孟子的母亲所说∶“妇人之礼，精五饭，幂酒浆，养舅姑，缝衣裳而已矣。”

　　然而从《诗经•国风》中还可以看出∶那时的女子在男女关系上毕竟还享有一定的自由。特别是万象更新的春季，她们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去野外踏春，随心所欲地与她们中意的男子野合。遇上负心的男人，甚至还可以公然口出秽词地骂道：“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据台湾的李敖先生考证，末尾的那个“且”字就是男人的生殖器，于是，那“诗意”便是:“你不想我，难道就没有别人？你小子神气个鸡巴！”对此，《周礼•媒氏》中也有明确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不但不禁，而且是为传统节日，人人都要参加，“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甚至还要由类似现今婚姻登记所的官方机构“媒氏”，派人“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即督促鳏夫和寡妇进行幽会。届时就连周天子也要率后妃到国都南郊举行盛大祭礼，并与后妃们进行交合。尽管这一切都是为了讨好神灵和繁衍人口，却也便宜了妇女。



　　春秋之际，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男人们陷于“内斗”或出于“内斗”的需要，不得不放宽对于女人的控制。女人们的地位与自由度，在大动乱中反倒有所提高，自然便“不逊”起来，如贾生论秦俗曰：“……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居。妇姑哺相说，则反唇而相稽。”（贾谊《治安策》）儿子不孝，而儿媳妇竟然理直气壮地与公公并排坐着给孩子喂奶，并公然斜着眼与婆婆分庭抗礼，反唇相稽。恋爱或性的自由度，似乎也比后来要大，就连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圣人孔子，竟也是“野合”的产物，而且其弟子与后人居然也未“为尊者讳”。可见那时大家皆视野合为平常事。而他本人除了将“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说她们不可理喻外，似乎也并未对女人有更多的苛责或苛求。

　　中国女人的真正被贤德化，大抵是从汉代中后期开始的。众所周知，中国的封建社会大体萌发于春秋，孕育于战国，确立于秦汉。而秦代与西汉初又主要致力于封建政治体制的确立与完善，所以直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才真正开始封建精神文明和封建伦理制度的建设。于是，死了数百年的孔子又被文士们抬了出来，并且假借他的名义，将先秦的种种礼制选编或汇编成集，制造出一大批儒家经典。其中不少是专对女人的，如《仪礼》规定妇人必须恪守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和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大戴礼解诂》则曰∶“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 并且还为妇女制定了“七出”之规——“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男子可以根据其中任何一条将妻子休弃。面对巨大历史潮流，总是不乏弄潮儿，巾帼之中自然也有不甘雌伏者，先是汉代的大才女班昭站出来，“胳膊肘向外拐”地替男人著了一篇为女人立规矩的《女戒》，宣称“夫有再娶之义，女无二适之文”芸芸。继而，陈邈之妻郑氏、唐代才女宗若华和明代仁孝皇后，又先后写了《女孝经》、《女论语》和《内训》，对贤德作了种种具体规定，就连日常的一举一动皆必须中规中矩，诸如：“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等等。宋代集儒学之大成的朱熹，又将传统的“三从”、“四德”上升为至高无上的“天理”，在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的同时，为女子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戒律，便有如用一条精神的裹脚布，将女子的灵魂也裹了起来。被视为中国女人最高传统美德的贤德，便终于发展成为中国女人的精神桎梏。

　　于是，贤德妞便不仅成为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而且化为遗传基因渗入中国女子的灵魂，成为中国女子的“本色”或“底色”，无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