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看，精品妞不仅是革命妞的一条出路，无疑也是贤德妞的一条出路。或者说，是中国妇女历史上的一个具有质变意义的转变。众所周知，贤德妞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的产物，相夫教子成了她们的唯一天职与使命。而造反妞和革命妞则意味着将她们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推向社会，不但打开了她们的眼界，扩展了她们的精神世界，而且使她们产生了某种似乎取得了与男人平等地位的错觉。其实，归根结底却是在特定时期对于她们的一种利用，而且还要求她们必须双重地贤德，从而迫使她们不得不承受双倍的苦难和付出双倍的艰辛。最终，无论成功或失败，一旦事过境迁，她们迟早还是要向贤德妞回归。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革命妞大抵总是要重蹈造反妞的覆辙的。
而精品妞却意味着，为中国的妇女开辟出了一片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这新，首先就在于社会角色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不仅相夫教子不再是唯一社会角色，革命工具亦不再是她们的唯一命运。从理论的意义上说，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她们不但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选择从三陪女到国家主席的任何社会角色，还可以赋予所选定的角色以个性化的色彩。从现实的角度看，固然要比理论所允许的打很大的折扣，然而，一来，这一切还刚刚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其间的差距会有所缩小。二来，比之革命时代，她们的选择范围与个性化自由度，毕竟大得多多。
其次，就在于她们开始具有前所未有的自我意识。如果说贤德妞是唯男人和夫家之马首是瞻，无非是生儿育女的工具；而革命妞则是唯革命之马首是瞻，只能是革命的驯服工具。那么，精品妞便意味着她们不但有了选择社会角色的自由，而且开始具有了自我塑造的自我意识。尽管她们的自我塑造目前主要还在于外表，但比起贤德妞的“为悦己者容”和革命妞的不允许“容”来说，她们毕竟已经开始为悦己而“容”，或为实现自己的选择而“容”，或甚至为了展示自己而“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质的飞跃。随着精品妞和精品意识的逐渐深入人心，她们肯定还会进一步关注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塑造，而有望成为“内外兼修”、名副其实的精品妞。
再次，选择自由与自我意识又必然使她们开始具有生命意识和享乐意识。众所周知，贤德妞大抵以“贤妻良母”为荣，革命妞则满足于军功章的一半，都是只懂得奉献与牺牲，而不懂得娱乐和享受。甚至还以娱乐和享受为耻。因而她们的人生虽然具有了男人们所赋予或赐予的“意义”，却缺乏或甚至丧失了女人应有的欢乐与享受。而精品妞却意味着不但要享受人生，而且还要尽可能精益求精地享受人生。于是乎便逆反出了一代所谓的“零储蓄族” 、“新新人类”或“小资”，她们虽然逆反得过了头，甚至异化成为为消费而消费的消费机器，然而在懂得享受人生这一点上，毕竟比她们的先辈进了一步。在此基础上，将来或许还会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出现一代既知晓人生意义，又懂得人生享受的 “新新新人类”也未可知。
再其次，便是有了经济权。鲁迅先生笔下的《伤逝》中的子君，虽发表了“我是我自己的”的宣言，却由于缺乏实现宣言的实力与出路而终成悲剧。于是鲁迅先生便又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进一步指出：“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贤德妞是没有经济权的，所以除了相夫教子便别无选择。革命妞总算有了些经济权，却少得可怜，而且倘不甘作驯服工具，则连这一点点经济权也可能被剥夺。而在商品经济时代，金钱取代了传统的道德与革命的纪律，成为多元化的支柱与保证。也就是说，只要有了钱，便有了选择的自由。反过来，有了选择的自由，也便更容易挣钱。尤其是精品妞，更是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权。例如，那位从母系社会遗风尚存的摩梭族走出来的精品妞娜姆，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13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7年后去美国，仅过了一年便又去意大利作模特，第二年游遍欧洲，然后在23岁时先后赴日本、新加坡、台湾等地讲学和演出，26岁开始从事时装生意和作模特，参加好莱坞电影演出并为其配唱歌曲……这般令人昏眩的变化与速度，不但前无古人，而且在从前简直都不敢想象。不过半个多世纪之前，鲁迅先生还认为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哪里想象得出娜姆这般的风光？
也许，精品妞之于贤德妞和革命妞的进步意义还不止于此。
当然，正如商品经济社会并非人间天堂一样，商品妞或精品妞也绝非中国妇女的金光大道。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的确，商品经济社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多多，精品妞的“负面效应”也绝非傀儡二字所能涵盖。但，无论如何，精品妞总比贤德妞和革命妞要进了一步。如果说革命妞只是贤德妞的变种，迟早会向贤德妞回归，那么，精品妞还回得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