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高低，也无论世道怎样变化，只要一结婚，便情不自禁地“贤德”起来，尤其是嫁了个心目中的“好”男人之时，更是心甘情愿地“夫唱妇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或满足于“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将“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好女人”视为最高褒奖，至今亦然。

　　革命妞

　　革命，大抵是近代才流行起来的外来词，在此之前，曰“造反”。称谓不同，内涵却大体是一样的，无非是用种种冠冕堂皇的许诺，发动不堪忍受的民众，起来推翻业已腐朽的统治者，然后取而代之。当然也有所不同：过去打的大多是“替天行道”的旗号，而今则是“为民造福”。似乎是以民为天了。究竟如何？见仁见智，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那就是：在男人的一统天下中，无论是起义还是革命，本该是男人们的事，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贤德妞们无干。然而，男人偏又离不开女人，却又不便像“官兵”那样去嫖、去奸，就不得不放宽或打破对于女人们的某些禁制，用种种许诺将她们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便是种种许诺中其中最为基本的许诺，这对于长期被禁锢的女人们来说，无疑等于为她们打开了一扇让她们重见天日的门，其革命积极性和革命激情便显然更胜于男人。然而，她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和所承受的苦难，也必定倍于男人。

　　例如，既然男女平等，那么作为一名战士，她们必须承担与男人同等的义务。然而，作为一名女人，却又不得不承受许多女人所特有的烦难，特别是，她们中间的许多人，是受了婚姻自由的感召而投身革命的，自然少不了要与革命战友结成革命伴侣。然而，在革命女子以稀为贵的革命队伍中，为了革命的需要，常常又不得不服从以革命为名义的包办。因此，她们实际上往往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革命战士，又是随军家属，不但要贤德于革命，还要贤德于她们的男人，等于是双倍地贤德。这就意味着她们一边要学习工作，行军打仗，一边要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承担双倍的义务，付出双倍的艰辛。

　　如遭遇失败，男人们至多是遭受酷刑之后，一死了之。只要不是叛徒，便成为烈士，虽未必个个都能流芳百世，总也算求仁得仁，死而无憾。而女人们则在“酷刑”和“一死”之间，常常还要多出一层被强奸或轮奸的凌辱，倘没有机会自杀，便会陷于顾了贤德与革命，便顾不得贤德于男人，忠贞不能两全的两难境地。不但无缘“流芳”，而且难以“得仁”，死不瞑目。

　　倘革命成功，男人自然大多成为新贵，虽不至于再设“三宫六院“，或置“三妻四妾”，但出于革命的需要，换换“土得掉渣”的黄脸婆，总还在情理之中。于是，已然习惯于双倍贤德的女人们，又要多了一分沦为“秦香莲”的威胁。据社会学家们统计，建国以来曾出现过三次离婚大潮，那头一次大潮，便是这一威胁的产物。本质上仍是贤德妞的那些“秦香莲”们，似乎也并没有怎么反抗，大约不敢，或知道反抗也没用。

　　当然，“坐怀不乱”的汉子还是有的（究竟占了多大比重？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材料，不得而知），可是，这般的汉子大多皆是忠贞刚烈之士，在我们这个“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的阴柔社会里，他们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一次接着一次的“运动”便常常是或主要是针对他们的。而且还要连累他们的家属，一同被“打翻在地，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于是乎，便又使许多革命妞陷于忠贞不能两全的两难境地。就命运而言，则不是“秦香莲”，便成“黑五类”。又是一种两难。

　　“以民为天”时代的革命妞们的命运尚且如此，“替天行道”时代的造反妞们的命运便更是可想而知。所以，中国的妇女，本质上还都是贤德妞。无论是造反妞还是革命妞，皆是贤德妞在特定时期的变种，她们应运而生，迟早也要应运而灭，复归于贤德妞。历史上的造反妞便无不都回归了，革命妞似乎也迟早会回归。



　坚持不归的革命妞也是有的，她们大多是一些天性好强的“女强人”，加之大约又过于相信“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一类的号召，甚至将号召当成了许诺，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坚守革命妞的角色，拒绝回归。为了与那些‘没出息”的贤德妞“划清界限”，她们有的刻意效仿“有出息”的男人的所作所为，不但亦步亦趋，而且还常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地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江青、叶群、曹轶欧之辈，便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

　　当然，真正有头脑和有作为的革命妞也不乏其人，她们有理想，善思考，能吃苦，不但在革命妞中出类拔萃，便是在男同志之间，亦是帼国不让须眉。但她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往往也远过于男人们，其中最常见、也是最惨苦的代价，便是放弃爱与被爱的权利，保持独身或男性化，终身过着被男人敬而远之的有事业而无爱情的生活。等而下之者，有的唯“革命”之马首是瞻，将各样的“中央精神”和“上级指示”当成了“圣经”或“圣旨”，一味地紧跟，而且还要以身作则地要求别人和家人对照检查，“吾日三省吾身”。结果不但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异化为政治的工具，还影响或教育出一代只懂得服从而不懂得识别的工具人，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才滋生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闹剧与悲剧。有的则阴阳颠倒，牡牝错位，无论在单位或家庭，都打着“革命”的旗号争当主角，并且处处按男人的“游戏规则”行事——对权势者巴结逢迎，对周围人虚与委蛇，对家人或下人颐指气使，无所不用其极，常常闹得“家无宁日”，“四邻不安”，成为家庭中说一不二的“母老虎”和单位中无事生非的“事儿妈”；有的则在双重贤德的高压下顾此失彼，疲于奔命，虽苦不堪言，却又舍不得这份“革命”工作，总觉得走回头路太没出息，或者是懵懵懂懂地找不见出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孰不知男人们真正需要的是女人的崇拜而非教导，所以，中国的男人真正需要的则毕竟还是贤德妞，对于革命妞的需求不过只是特定时期的产物，一旦时过境迁，需求自当相应变化。而她们这些坚持不回归的革命妞，无形中便成为该退场而又赖在台上不走的演员。可叹也夫！可悲也夫！却也可笑也夫！

　　所以，她们必定是坚持不长的，迟早不是向贤德妞回归，便是向精品妞转化。

　　精品妞

　　精品，倘只是泛泛而论，是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会有的。例如，在我们前不久刚刚逝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也有诸如红旗车、茅台酒、中华烟一类的“精品”。但它们是专为一定级别以上的首长或外宾生产的，属于市面上并不流通的“特供”。由于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不存在竞争，也就没有了比较和鉴别，它们的精或不精自然也就没有了标准。因而，严格地说，它们只能算是“贡品”或“上品”，而非“精品”。在那个只有“贡品”和“上品”而没有“精品”的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生产所注重的是产量而非质量，更遑论精品？尤其是在各种票证盛行的年代，连温饱都难以保证，又哪会有对于精品的需求以及相应的精品意识？那么，在一个缺乏精品需求和精品意识的社会，又怎么会产生精品妞？如有，也是“贡品妞”或“上品妞”。或者，便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但数量极少，而且不论其命运如何，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也极少会被社会视之为精品。所以江青一类的三流明星，才会鱼目混珠，飞黄腾达。而那些真正的精品妞，反倒鲜有识主，流落民间，大多只能是人参卖了个萝卜价。

　　所以，我所谓的精品妞，只能是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商品经济的时代，一切一切皆成了商品，或可以、可能成为商品。既是商品，便有了价格，可以进入市场流通；便有了选择，需要加以包装；便产生竞争，必须重视质量；便可能增殖，大可进行投资；便能够外销，不妨出口或转内销；甚至，还有多种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