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属于当今社会学的主流研究视角，算得上强势话语；而性社会学，则堪称社会学中的最弱势者之一，在学术殿堂中艰难地挤得一席容身之地。性社会学的弱者地位，主要是因为其关注的问题相对于社会结构、社会运行而言确实太细小了，但是，笔者认为同它未能够与社会学的主流理论充分衔接也有很大的关系，而这反过来也使得它难以对社会学的整体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当然，我的这一感觉的得出，只是基于对我所接触到的中国性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的观察。
    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对社会层次的性的研究，性社会学可以应用、借鉴社会学的所有理论，而它自身的发展，也完全应该能够提出同样可以被其它社会学分支应用和借鉴的理论。
    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是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下的个人，而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又是任何一个社会学分支都无法回避的，性社会学同样不能例外。本文便试图将笔者学习社会分层理论过程中的一些随感加以整理，而这些随感都落足于对性社会学研究的启示上。
    一，富有的妓女：社会地位高还是低？
    不同的学者对分层标准有着不同的定义。马克思认为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是经济地位，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韦伯则从经济、声誉、权力三个角度来进行分层，考察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三个领域的不平等。而功能主义者帕森斯，则将规范与价值观念作为分层的依据，他的理由是，社会秩序正是通过规范与价值观念才成为可能的。
    帕森斯的社会分层观可总结为如下４点：
    １，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一个人的地位、身份是由其他人的道德价值观评价所决定的；
    ２，这种对一个人地位高低的价值估价，依据的是一种共同价值体系；
    ３，这种共同的价值体系是由首要的制度机构所塑造的。而究竟是哪一种制度能成为首要制度，是由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因素决定的；
    ４，那些实践了这种价值或观念的人则会得到较高的地位，此外也得到其它奖赏如收入、财富等。[1](P4)
    按着帕森斯的理论，像在美国这类重视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人在经济结构中的位置越高，他的社会地位也越高；而在像前苏联那种政治机构的位置高于经济机构的国家，一个人的政治地位越高，他的社会地位才越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分层中，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特征，表现了意识形态在引起一种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分层体系中的建构角色。” [2]
    以性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我们同样可以由帕森斯的分层观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与主流社会的性价值观的距离越大，他的社会地位也就越低。
    举例来说，在卖淫为公众普遍接受，甚至卖淫女被称为“神女”的文化体系中，性工作者（sex worker）的社会地位至少不会比从事其它“正经”职业的妇女更低；而在卖淫为社会所不耻的国度，对“暗娼”的贬低与压榨便应运而生了。
    应用这一理论同样可以对一个同性恋者社会地位进行分析，在更重视经济地位的美国，人们通常并不会认为一个富有的同性恋者比一个贫穷的异性恋者的社会地位低；但在重视价值倾向、政治角色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同性恋者却可能被国家法律视为罪犯，即使他经济上富有（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存在这种经济上阶级差别），其社会地位仍然是低下的。同时可以发现：在性自由度更为开放的社会如美国，许多异性恋者虽然也对同性恋者抱歧视态度，但远比在性自由更为缺少的中国要少得多，美国文化下的同性恋者也更容易因为他在其它方面的成绩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比较而言，在一个对同性恋更多歧视的文化下，一个公开了身份的同性恋者将更难以在社会阶梯上攀登，甚至会从现在的阶层中跌落下去。
    上面的例子又涉及到了多元分层问题。一个生活在歧视卖淫文化下的极为富有的性工作者，从经济的维度看，她可能属于社会上层，而以声誉的维度看，她则无疑归于社会下层。这就出现了地位相悖的问题，即每个人依据不同的分层标准，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地位相悖造成了人际交往中的紧张和冲突。
    让我们的思考再进入到职业流动领域。费兹曼认为，职业分层基本含义是社会经济，职业流动之基本甚至唯一根据也是经济地位。这是因为，“在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社会中，职业不平等的基本内核是社会经济地位，而非职业声望。”这一观点看轻声望在职业流动中的作用，认为声望也是由经济决定的。但这有一个大前提，那便是在市场经济和核心家庭的条件下。[3]
    费兹曼的论述，仍然可以被我们应用到对性工作者行为的分析中，前提是承认卖淫也是一种职业。学者们发现，如果说她们进入这一职业是因为经济因素，那么流出这一职业则是为了改善声望。
    那么，我们这里应该进一步将费兹曼的观点和帕森斯的论述综合在一起思考，既要考虑到声望与经济在性工作者流出职业时的影响，又要考虑社会文化规范与伦理的大背景。
    当然，如果真要做这样一项研究，还必须测量：由卖淫职业流出是否为了更长远的经济利益，比如避免职业对青春的依赖，以及获得社会保障。这至少应该是一个小型课题的任务，本文只能局限于提出这样一种设想了。
    事实上，对于经济与声望的相悖性，目前尚没有一个标准的解释，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不同的分层理论均会给出不同的解释。

 二，你的性伙伴：只是你的“圈里人”吗？
    社会网络理论曾被应用于对求职过程的分析，并产生了诸如“强关系”、“弱关系”等精彩的假设，而这一理论，同样可以应用到性社会学的研究中。黄盈盈、潘绥铭便在研究中国东北地区性工作者从业过程中，针对“强关系”、“弱关系”进一步提出了“友关系”、“亲关系”和“公关系”的概念，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对职业流动的研究。[4]
    社会网络理论同样会对性学研究提供帮助。“自帕森斯以来，人们力图解释社会行为如何受社会结构的制约，但社会结构的概念却是从地位观点定义的。他们认为，地位结构观令我们看到的是，人都具有某些属性，人是按其属性而分类的，人的社会行为就是用所属的类别来解释的。……地位结构观并不是错误的，但仅仅从这一观点看社会结构则是片面的，有碍于我们把握社会结构的全貌，从而发生理论误导。……网络结构观就是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分析这些纽带关系对人、组织的影响。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社会网络分析指出的纽带关系并不是抽象的关系，而是现实发生的联系……网络结构观认为，任何主体（人、组织）与其他主体的纽带关系都会对主体的行为发生影响。” [5]网络结构观与地位结构观是互补的，两者结合才是分析的正确方向。
    最先将社会网络理论应用于性社会学研究的，是美国性学家劳曼，而他的研究在《美国人的性生活》一书中得到充分体现。
    “人们通常只跟那些与他们在年龄、种族和文化程度等方面十分接近的人发生性关系。所谓与任何人性交的自由，只不过是一个幻觉罢了。当我们遇见吸引我们的人时，可能会有放电现象，但我们只能遇见事先已经被筛选过的人。” [6](P59)
    “如果夫妻相差较大，离婚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 [6](P61) 
    “尽管在人们理想中，人人都认为友谊不受地位和阶级界线的限制，劳曼却发现，绝大多数被调查者都只是与那些背景与自己十分相近的人交朋友。因此朋友们都有着一样的文化程度、一样的宗教信仰、一样的种族背景，以及相似的工作。” [6](P68)一对伴侣彼此越接近，就越容易在一起，社会地位相等的性伴侣在性关系中的权势也往往大致相等。
    “你的社会网络中的其他人，也会对你的性关系施加他们的影响。你的性伴侣应该成为你的朋友圈子中的一员，他（她）必须是得体的、可以熔于群体的。也就是说，你的性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