侣应该在各方面和你是一样的，和你的朋友，你的家庭也应该是一样的。” [6](P73)
    当我们选择谁作伴侣时，社会网络发挥着无声却强大的作用。“社会背景方面的任何微小的相同之处，都会有利于建立性关系，尤其会在发展亲密的伴侣关系的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 [6](P74)
    绝大多数伴侣都是通过最常见的方式相识的，几乎没有人能完全脱离自己的社会网络去选择性伴侣。那些脱离自己的社会网络而建立起来的伴侣关系，往往是暂时的性关系。“越是稳定的伴侣关系，双方就越有可能是通过他们的社会网络相识的。” [6](P98)结了婚的伴侣更有可能当初是由家人、朋友、同事、同学或邻居这些属于自己社会网络中的人介绍的。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美国学者断言，一个人是否会被传上艾滋病病毒，很大程度上看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网络中。如果艾滋病在全美国得到蔓延，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在已经被感染的群体与尚未被感染的群体之间，必须存在着长期的和频繁的性接触；第二，拥有多个性伴侣的人又拥有多个性伴侣。调查显示以上二者很难做到，所以，艾滋病很难传出它目前肆虐的群体，“在美国的异性恋者当中，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大会出现艾滋病的流行。” [6](P313)
    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理论，基于全国抽样调查的数据，中国学者潘绥铭断言：“中国的成年女性在客观上成为了阻挡艾滋病的堤坝：一生中发生多伴侣性交的女人只有5.5％－8.2％；尤其是：这个堤坝更加不为周围的风风雨雨所动。” [7]
    但是，如果充分考虑进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我们便有理由对社会网理论提出质疑。在互联网社会中，传统的社会网络是否已经被破解了呢？网络结识手段使我们跨越了地域、阶层，甚至种族的限制，如果说，在长期交往关系中社会网络仍然发挥着作用（即使不是一个社会网里的人通过互联网结识了，也难以维持长久的亲密关系），那么，一夜性之类短暂的纯粹为了性交的性活动显然不需要双方同处于一个社会网络中。而互联网，为不同阶层人员间的一夜性提供了便利。在我正在进行的多性伴侣行为者的研究中，总计拥有１０个以上性伴侣的人，几乎每个人都有过或多或少通过互联网络结识性伙伴的经历，而其中一半以上的人主要通过互联网结识不同阶层的性伙伴。
    我们不妨在这里提出一个假设：至少在多性伴侣行为者这一群体中，社会网络破碎了。而专门的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将更有力地证实这一假设。

  三，中间阶级：传统性观念的守卫者还是背叛者？
    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颇多，其中“新工人阶级理论”认为中间阶级不稳定，会不断分化，极少部分上升，绝大部分落入工人阶级，但事实证明中间阶级仍在上升中；二极化理论则认为中间阶级被剥削，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然而现实社会中同样看不到这种趋势。马克思认为中间阶级（中产阶级、白领阶级）与工人阶级是同一个阶级，会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阶级意识与战斗性不断增强；但韦伯则认为，中间阶级与工人是不同的阶级，在生存机会、商品占有、财富和收入上都是不同的，中间阶级是稳定的，即使出现大规模骚动的集体行为，也只是为追求经济利益。[1](P35)
　　关于中间阶级是保守力量的声音目前占据了主流。
    John Goldthorpe 认为，中间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力量，认同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他们同工人阶级有着根本差别，他们的存在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存在的基础上的；他们虽然同雇主有矛盾，但均是与服务关系联系起来，他们与雇主之间更多的是信任和忠诚的关系，现在的社会结构提供了他们存在的位置，如果打破了未必自己就会成为领导阶级。[8]
    Parkin指出，社会流动多是短距离流动，比如上下层白领间的流动，中产阶级是一个缓冲带，因为相当多的流动都发生于此，因此他们的存在对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对中间阶级一直持“准敌视”态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制造出一种中产阶级是新社会秩序的潜在反对者的政治气氛。”但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中产阶级的歧视政策正在消失，“新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时期的中产阶级在许多方面都不同。首先，其社会的和物质的特权是基于教育和职业成就，而不是基于继承的财产或私有财富；其次，新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成员十分年轻，足以使他们被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介社会化，从而接受新秩序的政治价值。因此他们与其前辈不同，不是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潜在反对者。许多人从工人阶级向上流动得益于早期的教育改革，而且在体系之中他们自己的成功使得他们倾向于给它特别的合法性。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产生一个稳定和扩张特权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拥有与西方中产阶级一样的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秩序的忠诚。” [9]
    研究证明，中间阶层在社会成员中占多数时，社会比较稳定，因为其成员对社会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感，起到缓解社会对立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可能被认为与上述观点相冲突的一个现象是，性社会学的调查显示，中产阶级是性革命的活跃阶层，比如美国关于换妻的研究便揭示出：换妻的夫妻多是３５岁至４５岁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更多是白人，政治上属于中间派。[10]
    即使在美国，换妻仍然是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左的，何以中上产阶级会成为背弃主流价值观的主力呢？分层研究的成果在此似乎行不通了，而应该另外找原因，我的估计是，中上产阶级不必为衣食忧虑，有更自由和闲暇的心态投身于对更多性行为的尝试中。但这一假设还是没有解决为什么换妻这类极端行为中更多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在性行为上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也被中国性学家潘绥铭教授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所证实。“男人越富有，他的性生活次数也就越多；越贫穷，性生活就越少。”同样，富有的人的性生活方式也多，比如“采用过女上位性交方式的丈夫的平均收入，比那些从来没有这样做的丈夫多出４３％。丈夫用口去刺激妻子的生殖器，这样做过的丈夫平均收入，比那些从来没有做过的丈夫多出６０％”。“按着收入的高中低三等来看，在８种爱抚与性交方式中，高收入丈夫平均采用过４．６种，中等收入者采用过４．２种，而低收入者却只采用过３．５种。富有的男人性高潮更多。对性生活的满意高也高。高收入的男人不仅自己满意，也使得妻子的性高潮频率增加了。” [11] 
    在我看来，这一现象仍可以从收入越丰厚，越有时间和心情对性给予更多关注这一视角思考这种阶层差别。
　　早期分层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人的行为由分层地位决定，不同的阶层便会有不同的集体行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传统职业、阶级等分层角度受到质疑，现代社会是个人主义的、个人化的社会，区分人们行动的基础为生活目标，而不是结构性地位。也就是说，具有同样生活目标的人会采取同样的集体行动，而不是具有同样分层地位的人。
　　也许，当我们无法解释性行为上“叛逆”的人群中更多中产阶级分子时，关于集体行动的这一观点，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研究不同阶层人士性行为的新视角。

   四，经济体制改革：给你带来性自由？
    曾看过一幅中国后现代主义实践画家的作品，题目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是我们的生殖器。”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由再分配调节向市场调节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影响的绝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在再分配经济体制中，国家占有经济资源，但是这些资源实际上是被精英阶级的成员以国家的名义控制着。从这些资源中产生的利益不是直接分配给生产者（工人和农民），而是被国家集中起来，然后按照个人在国家政治化和等级化的官僚体系中的位置进行再分配。” [12]而这当中，价值观是一个重要的分配尺度。在这种再分配体制下，个人便被牢牢地控制着。
    “市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