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出现并不仅仅限于被狭隘地理解为经济交换媒介的市场的增长。从根本上讲，市场转型必须需要有全社会范围的转型，其中包括国家政策法规，经济制度（即市场、产权和契约）以及根植于经济行为中的非正式规范和社会网络中相互依赖的转变。政治、经济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暗示，对转型社会的研究最好作为一项跨学科的研究项目进行研讨。” [13] (P591) 
    在学者们看来，这便意味着政治权力的衰退。“社会主义经济从等级到市场的转型改变了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决定因素，进而也改变了权力和特权之源。” [14](P25) “从再分配调节向市场调节的转型会导致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背后作用过程的改变，这种改变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利于再分配者。我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背后作用过程的改变会在相当普遍的意义上削弱政治资本的价值。” [14](P30)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交换替代再分配的比重越大，政治资本的价值就越小，市场资本的价值就越大。” [14](P31) 
　　“在过渡中，政治市场的自由化常常与经济市场的自由化是同等重要的。” [15]
    “市场过渡理论认为，当商品与服务的分配转向市场方面时，权力就更多地通过交易性交换而不是行政性命令来传递。因此，权力不再由再分配者垄断，而是变得越来越扩散到经济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市场过渡理论认为，从等级制度向市场转变引起了在再分配部门的地位性权力的重要性的下降。” [16] “市场改革削弱了共产党对普通公民的监督制裁能力，因而国家控制随着向市场的转移而减弱。这一结论与市场转型论的‘再分配权力重要性减弱’假设相一致。” [13](P596)
    所有上述论述，为我们研究当今中国针对性的社会控制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视角。
　　与美国对性进行控制通过家庭、学校、宗教三种组织来完成不同，中国还需要加上一个“单位”。单位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长期居于最重要位置，它是再分配机构，个人所能够得到的全部生活资源、声誉地位等等，几乎无不从单位获取。但是，随着市场机制取代再分配机制，单位的作用开始分解。越是市场化的领域，单位对个人私生活的控制力也越低，或者换言之，违背控制时所可能得到的“惩罚”对个人影响越小，个人越有可能置单位的控制于不顾。
    我们因此能够提出如下相关假设：
    １，在市场分配机制的机构中工作的人，如外企、私企，社会对其私人性活动的控制力极弱；在再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对其私人性活动的控制力仍然很强。
    ２，在市场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比较在再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当其采取多性伴侣的生活方式时，更不担心自己的行为会曝光，更不容易受到惩罚。
    ３，由于再分配权力的下降，再分配部门的员工相对于市场部门所享受的特权减少，这会使他们当中一部分学历与能力均佳的年轻人，不再看重来自所处部门的社会控制，而可能出现违规行为，因为即使受到严厉惩罚，他们还可以转到市场化部门谋职。
    当然，对这些假设的证实，还需要进一步的定性或定量研究。
    总之，笔者在此想说的是，社会学任何一个分支学科的理论成果，都可以给其它学科的研究提供启示。同理，任何一个社会学分支学科，也都应该为社会学这个大家庭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
    这，应该成为即使如性社会学这样的小学科的研究人员永远的学术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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