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骆驼，文献中他们通常都是徒步的弓箭手。
    出现在中东地区的真正游牧人来自欧亚草原，但是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西徐亚人(Scythians)、帕尼人(Parni)、塞种人(Sakas)、贵霜人(Kushans)、阿兰人(Alans)、乔尼特人(Chionites)、*[口+厌]哒人(Ephhthalites)等族群通常定居下来，因此并未对当地畜牧生产方式产生实质性影响。中世纪来自阿拉伯半岛和欧亚草原的游牧洪流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巨大变革，特别是农业城邦的崩溃和各种游牧势力的增长，导致游牧区扩大和游牧民增加。在中东地区中世纪的游牧化进程中阿拉伯人发挥的作用较之欧亚草原的突厥人和蒙古人要小得多。游牧化以各种方式发生，最主要的方式是游牧民直接移民进入中东占有土地，这经常与驱逐定居或半定居人群相伴随。游牧民力图保持其经济方式，但是生态环境有时会起到限制作用。他们不能进入安纳托利亚高原，对单峰驼而言那里太过寒冷。在伊朗，他们局限在法尔斯地区(Fars)的西南省份，并且部分占有库泽斯坦(Khuzistan)，游牧民的主体在库拉珊地区(Khurasan)逐渐定居下来并且伊朗化；但是突厥人带着更习惯于寒冷的双峰驼和马匹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定居下来，特别是在塞尔柱突厥(Saljuq)征服以后。然后通过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西部向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扩展。但是安纳托利亚高原(尤其是西部)的自然条件适宜农耕，而且中央政府往往鼓励定居，游牧业的发展颇受局限。游牧民涌人更为干旱的伊朗的浪潮持续了数百年，尤以十一、十二世纪的塞尔柱人和十三世纪的蒙古人为甚，十二至十四世纪时游牧民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另外中央政府经常将游牧民重新组合和迁徙，因此分布范围更为广阔。游牧民在伊朗的优势地位导致当地孤立的农耕、半农耕族群游牧化。在阿富汗南部，十世纪以前可能存在一些孤立的游牧或半游牧族群，在乌古斯人(Oghuz)移民和和欧亚草原游牧民入侵之后游牧业才成为阿富汗的传统经济形式。
这种游牧化的连锁反应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发生在欧亚草原，在中东地区则完成于二千年之后，是一个拖延而断续的过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至公元第二千纪时游牧民才真正占据了全部适宜生态环境带。中世纪的中东地区形成了三个游牧或半游牧亚型，来自南方草原和半沙漠地带的畜牧移民古尔于人(Gurgan)、穆格汗人(Mughan)和库拉珊人(Khurasan)的牲畜组合以绵羊和马为基础，受欧亚草原影响最为强烈。第二个亚型与骆驼饲养和枣椰种植有关，包括伊朗西南部的阿拉伯人以及玛克兰(Makran)和巴鲁齐斯坦(Baluchistan)的畜牧者，受到近东类型的影响。第三个亚型分布在山区，包括鲁尔人(Lurs)、巴赫蒂亚里人(Bakhtiari)、凯什盖人(Qashghai)、库尔德人(Kurds)等，小牲畜饲养更为发达，但是古代大牲畜的数量较今天更多。整体来说，欧亚草原游牧民对伊朗和阿富汗游牧业的影响较之阿拉伯游牧民要大得多，许多伊朗语词汇借自突厥语并非巧合，这种影响源自生态环境和历史传统。不过中世纪时单峰驼更具优势，而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双峰驼则几乎遍布伊朗。

三、北非地区
 
    非洲大陆的畜牧业有多种形式，但是相互间存在影响。Khazanov虽然将非洲大陆的游牧业起源研究列为一个标题，实际上却是分为北非和东非分别加以讨论。在Thomas J．Barfield的划分体系中，北非属于“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游牧文化区”的一部分，本文首先介绍北非的情况。Khazanov认为新证据可以说明非洲大陆的畜牧业源自本土的埃及和北非，但是尚不清楚各地的起源情况以及与外部刺激甚至亚洲移民间的关系。不过古代埃及的畜牧业一直与附属农业有关，北非广泛存在的畜牧业的中心则是撒哈拉。
    Khazanov认为，驯养动物可能在公元前第七千纪出现在北非。公元前第五、第四千纪撒哈拉和萨赫尔(Sahel)的畜牧者饲养牛、绵羊和山羊。不过根据岩画得出新石器时代饲养牛群的真正游牧民已经占据撒哈拉沙漠的判断则未必是事实。这时的畜牧者特别是其中的个体集团具有相当流动性。但是缺失马、骆驼这类骑乘动物，说明其流动有限，而且没有饲养驴的明确记载，而半游牧民较之纯粹游牧民更宜于饲养驴。随之，撒哈拉的干旱化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和后叶明显加强，气候更为干燥时，人群便向东、向南迁徙，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气候条件，经济生活中的畜牧成分增加了，畜牧人群的流动性亦增强。可以证明在公元前第三、第二千纪撒哈拉已经被真正的游牧人占据的材料太少，即便是存在完全放弃农业的人群，也谈不上真正的游牧社会。传统观点认为马匹在公元前1700年(或者稍后二、三百年)出现在埃及，然后在北非迅速传播。但是在公元前第二千纪，马匹主要用作挽畜，至公元前三世纪中叶骑乘才取代车辆。撒哈拉开阔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当时马匹的作用不如后世的骆驼。因此北非公元前第三、第二千纪的畜牧者在本质上不同于后世的东非畜牧者，因为牛并不是最重要的畜种。
    Khazanov谨慎地推测真正游牧者出现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开端，希腊文献中将此时北非东部的游牧者称为“肉食者”和“饮奶者”，西部的农民则被称为“谷物食用者”。随着骆驼被引入畜牧经济，北非的游牧化最终得以完成，这一进程持续了相当长时间。有些学者认为骆驼在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出现于埃及(或者略早至亚述征服时期)，出现在其他北非国家的时间则晚得多，有学者将其与六世纪穆斯林的入侵联系，有些学者将年代定在一世纪。不过骆驼在《圣经》中的“家长”时期即已出现于埃及，而在罗马入侵之前的北非各地已经遍布从埃及和撒哈拉带入的骆驼。马匹与骆驼在北非短暂共存不及数百年，最终骆驼占据了绝对优势。一世纪时北非的骆驼饲养者最终代替了牧羊人，并且在罗马人的压力下进入撒哈拉。这一阶段北非尤其是撒哈拉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业有某种相似性，至中世纪时这两个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五世纪或者六世纪饲养骆驼的撒哈拉游牧民涌入罗马人占据的农耕区。七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对于当地的游牧业几乎未产生影响。但是随后的游牧部落，特别是十一世纪希拉利亚人(Hilalian)的移民及其影响则标志着这一漫长进程的结束。
努比亚(一般是指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南至苏丹喀土穆一带)地理上介乎北非和东非之间，畜牧业出现的时间和背景不清楚。考虑到努比亚与埃及在古代文化上的密切联系，本文将其附于北非地区。Khazanov认为公元前第五、第四千纪努比亚在埃及的影响下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但是不能排除努比亚的食物生产经济后来也受到其他外来影响(撒哈拉的移民和阿拉伯半岛)的可能性。至公元前第四、第三千纪畜牧业有可能发展为努比亚北部的经济基础，埃及第六王朝的铭文中提及努比亚的畜牧部落，但是并没有充足证据说明他们是真正游牧民。中王国末期马匹出现在努比亚，显然不是骑乘动物，在畜牧经济中亦不占重要地位。这一地区游牧民出现在公元前第一千纪。骆驼只是在公元前第一千纪结束之际才出现在努比亚，此后苏丹独立出现“近东类型”的迹象，也可以设想此时已经出现“东非类型”的特征。文献中出现了“以煮沸的牛奶搀血为食”的“饮血者”。当时的苏丹已是移民地带，不同类型的游牧民相邻而居彼此影响。中世纪时更加复杂，环境因素以外，部分上也与外部压力和移民有关。
 
四、东非地区
 
    Thomas J．Barfield认为“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是一个独立的游牧文化区。牛是这里最重要的牲畜，也饲养绵羊和山羊，在北部沙漠亦饲养骆驼，这些牲畜为牧民提供肉食以及血、奶制品，而驴只是驮畜；几乎不进行狩猎；牧民建筑棚屋，而且存在由妇女专门负责的园艺业。与其他游牧文化区最大的区別是很少使用运输性动物，而且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