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约百年前，一位欧洲人读过《论语》后曾大发感慨，说东方真好，那里的国家几乎不需要警察！为了验证这一判断，他特地跑来中国，可结果显然令人失望，因为他坚持认为：孔子一定是位白人！
圣人被“窜”了人种的故事虽能解颐，但笑过之后的难堪，却无法让人眉头舒展。说来也是，孔子的理想国——“大同盛世”，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东周时分“孔孟之未被任用，不是周朝诸侯的罪过，而是另有使诸侯不能任用他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时势’，当时人民的‘风气’，也就是当时人民普遍赋有的‘智德’水平”；而千百年来的教训则是：“理论家的学说（哲学）和政治家的事业（政治）是有很大区别的。后世的学者，切不可根据孔孟之道寻求政治途径”（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这等于说，政治是一个实在的事业，它要求人们对它所作的设计应该实事求是才行，否则，就是以假充真，以假乱真；倘若论说者再煞有介事地危坐耸听，作高头讲章，那便是十足的“假话真说”了。
《论语》中不乏智慧，有些甚至是过人的。不这样，宋赵普也就不会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了。但是，《论语》对政治的设计不是政治，而是道德；对生活的设计也不是生活，而是苦行；对未来的设计也不是未来，而是仿古；对现实的描述也少涉现实，而多呈理想。这样一路下来，就难免要贻人以无数似是而非的“道理”而非“物理”、精神而非物质的“画饼”来。颜渊被孔子设计得可谓无以复加。可他言听计从的结果，竟是英年早逝，陨命而无声。当颜父提议要用孔子的车为儿子做椁时，遭到的反而是孔子比较务实的回绝，即：“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先进》）讲了一辈子“仁爱”的孔子，一旦动了真格，其实还挺“自私”——这一后学无论如何也回护不了的事实，大概只能归咎于孔子平时的“假话真说”。
其实，孔子类似的言行并不罕见。他究竟想不想做官？应该说是想的。不是一般地想，而是变着法儿地想。他嘲笑柳下惠官不辞大小、“降志辱身”，可轮到自己，却也是“乘田”“委吏”地做个没完，而且一直干到鲁国的司法部长（司寇）！只是当官场失意后，才反过来说些官员的坏话，唱起“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高调来。阳货给他台阶下，他伊始作不得已状，最后则小声地道出内心的轰鸣：“诺，吾将仕矣。”出人意料的是，孔子一旦下定决心，连“叛臣”佛肸的官竟也急着去做。当弟子们用他平时的道德说教来劝阻他时，他反而振振有辞，说：好人到了坏人堆儿里，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可谁能保证“白沙在涅”不“与之俱黑”呢？其实，孔门当中除少数人外之所以个个都是官迷，盖亦门风使然。孔子一方面大讲“富贵浮云”，同时却也是“学而优则仕”和“禄在其中矣”等口号的发明者。孔子留下的信息中，隐约间还透露出了“称王”的念头。他“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豪言，表白的便是其欲以文王的继承者身份来施展政治抱负的雄心；其弟子则把乃师置于尧舜之上，认为“孔子贤于尧舜远矣”。儒家信徒公孟干脆认为，孔子本来就应该是天子。这种想称帝称王的想法日后几成儒者的习惯，所以孟子也曾一度自擂：“夫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清代曾静甚至说：“皇帝合该是我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所以他认为，孔子、孟子、二程、朱熹、吕留良等都应该做皇帝（《知新录》）。刘泽华指出，孔子没有当上王，无论如何是儒家的一大遗憾。后来的儒生们，为了填补心灵的不平衡，均试图把孔子列入“王”的行列。如“素王”云者是也（《中国的王权主义》）。
孔子想不想富有并过上上等人的精致生活？也是想的。“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表明他是求“财”若渴的。他忘不了曾有过的高级生活，《论语》中还特地记下了他可能有过的贵族“起居”待遇和“菜谱”、“食谱”：“齐，必有明衣，布。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齐，必变食，居必迁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然而，没落的身份，使上述需求也只堪“过屠门而大嚼”了。问题是，“虽不得肉，贵且快意”也还属正常，可当这些已注定得不到时，孔子则用高尚其志的办法把它们虚无掉了。这种言论，充斥于《论语》的各个角落，一个最典型的表述就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可说起“孔颜乐处”的全部谜底，大概都在孔子本人的无奈感慨中，即：“如不可得，从吾所好”。孔子之“道”的玄虚难识特征，使人们对儒生的很多豪言壮语，都不得不作两面观。
孟子曾讲：“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它说出一个道理，即具有上述情怀和崇高理想与追求者，其实只是人群当中的极少数例。换言之，它没有、也不可能代表人群中的大多数。问题是，拿极少数例来要求大多数人，让衣食尚无保障的老百姓去大谈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这实际上已犯了一个千古忌讳，即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命题的反命题。这种反命题，主要表现在“价值置换”这一被认为是可以使人优入圣域的假设中，即：以往价值表述中的“贵贱”“贫富”指代，已由外在的物质尺度转换为内在的精神标准，由外在价值转换为内在价值。孟子为了使上述精神便于理解，还有意把心理价值生理化了。他认为，体有贵贱，有大小。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具言之，能够思考的“心”才是最大、最贵重的存在，因为它是人类善性的源头；而饮食声色之人所无法离开的口腹耳目，才是最小、最轻贱的所在。经过这样一番诱导，一些人在道理上接受他推出的新价值体系——“天爵”“人爵”论，并非没有可能。受这种贵贱观的影响，儒者在贫富观念上，也发生了尺度大置换：“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礼记·儒行》）。当年，拜爵不允、延聘不就的孔子再传弟子段干木，据说曾让魏文侯艳羡不已，理由是：“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淮南子·修务训》）
人们看到，当儒者事实上并无能力解决民生的实际问题时，其学说便经常呈现两种倾向。一种是拼命给老百姓“戴高帽”，诸如“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以及“六亿神州尽舜尧”等；而另一种，则是说话者心想事成的个体膨胀。其实，把百姓捧得再高，百姓也总还是百姓，他们的呻吟依然无人过问，因此，这“口惠而实不至”的行为即便可以换来他们一时的热泪，却终不敌永久的欺骗。至于儒者们的心性膨胀，则更是把假招式当成了真把戏：演出者假戏真做，看戏者也信以为真。几出“双簧”下来，“无形”却成了“大像”，“希声”反成了“大音”，令人浩叹。
穷源竟委，这种习惯似乎肇端于“亚圣”。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高谈阔论，是无法给众生指出实际的物质意义上的谋生之路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格外强调精神上的充实和阔大，靠“养气”、“养浩然之气”的办法来教导人，说服人。不宁唯是，他还进一步通过人可以和宇宙同体的想象，以“万物皆备于我”之类不着边际的话来劝世，以为这样就可以解民于倒悬，通过想象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