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各位读一下李鸿章的日记就会发现，他最引为自豪的，就是自己的诗赋和出色的书法。这个阶层，利用取法乎中国古代而发展出来的一套规矩，决定着整个中国的命运。如果当年的人文主义者（指西欧的人文学者——引者注）哪怕有稍许的机会得到类似的影响力，我们的命运也许会和中国差不多。”（《学术与政治》）韦伯同中国士大夫以“诗化境界”代替“实在世界”行为羞与为伍的表白，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余英时的以下感慨成为可能：“今天无疑又是一个‘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面，然而问题的关键已不复在于心性修养，而实在于客观认知的精神如何挺立。因此我深信，现代儒学的新机运只有向它的‘道问学’的旧传统去寻求才有着落；目前似乎还不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时候。”（《论戴震与章学诚》）这些迟来而未晚的“实话实说”提倡，凸显的不过是柏拉图“哲学家=王”这一类似于中国古代“内圣外王”命题的反命题：“圣人不一定有机会成为实际政治的领袖。就实际的政治说，他大概一定是没有机会的。”（冯友兰）中国传统知识人“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悲叹，似乎只有在政教分离和公私裁断的契约时代，才能被打上休止符。今天的中国，可谓“正其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