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帐篷。这个游牧文化区的重心实际上是东非，P．蓬特对吉埃人、卡拉莫乔人、图尔卡纳人、桑布鲁人、马赛人，D．图坦对穆尔西人，埃文思一普里查德对努尔人，拉达和内维尔·戴森—哈德逊对卡里莫炯人等东非游牧民的考察都比较著名⑹。
    Khazanov认为公元前第二千纪后半叶和公元前第一千纪，食物生产经济已经开始从努比亚向南和东南方向传播；公元前第一千纪肯尼亚和非洲裂谷地区已经出现畜牧者，有时也种植谷物。一世纪伊始谷物生产经济甚至抵达南非。语言学证据说明当班图人出现在东非南部和南非部分地区之前畜牧业已经出现。津巴布韦的畜牧业也有重要位置，但并不是真正的游牧业。整体上这一时期仍然是混合经济，不过某些族群可能出现畜牧专门化。公元第一千纪结束和第二千纪开始阶段东非畜牧人群的迁移仅是东非类型漫长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马赛人(Maasai)十七世纪才出现在东非，而且不是最后一支迁入的游牧族群。公元第一、第二千纪之交，在埃塞俄比亚高原或者开阔地带(包括苏丹南部)，长角牛与短角瘤牛的杂交品种长角瘤牛随着北方移民扩散至中非和东非，成为最普遍的牛种。但是东非类型的最终形成却是不久以前(公元第二千纪后半叶)的事情。这些畜牧人群在公元第一千纪的结束和第二千纪开始时期进行迁移的动因不是很清楚，一般而言游牧民的迁移与牲畜增加和草埸不足有关，特定时期的干旱气候亦应考虑(至十五世纪时东非气候才开始湿润化，森林扩展)。Khazanov认为非洲之角游牧业的起源和发展进程亦相当复杂。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动物驯养和谷物种植至少是在公元前第二千纪，甚至可能早至公元前第三千纪，源自尼罗河谷。非洲之角的农业—畜牧业(或畜牧业—农业)复合体不断扩展，逐渐向畜牧业过渡。三个基础因素决定了这一进程的特征——不断增强的干燥化、现今自然条件(只有索马里属于典型干旱气候)以及与阿拉伯地区地理和历史上的亲近性。有关非洲之角早期畜牧业发展情况的考古学证据还不清楚。索马里等地的早期岩画中刻划出牧人和长角牛，相当一个时期以后(约在公元前第一千纪)瘤牛出现在岩画上，至公元前一世纪和公元一世纪出现了骆驼，骆驼的出现与阿拉伯移民有关。非洲之角游牧业的发展方向可能与近东类型中的阿拉伯亚型密切相关，与东非类型更为密切。十四世纪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还写道饲养骆驼和绵羊的游牧民生活在非洲之角。随着索马里人的入居，非洲之角游牧业的特征最终形成于公元第二千纪，与近东类型有某些相似性，阿拉伯人在其中发挥的辅助性影响则与伊斯兰教的传播有关。
    另外，在讨论肯尼亚“中央裂谷地带”及其邻近半干旱地区游牧业起源问题时经常涉及“畜牧新石器时代”这一概念，一般是指在“晚期石器时代”的技术水平上以畜牧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组织由牧民或者猎人兼牧民构成，以畜牧作为基本生产生活方式。P．T．Robertshaw和D．P．Collett指出，“畜牧新石器时代”遗址存在两种动物群构成，一种以驯养动物牛和公山羊占优势；一种在驯养动物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大中型有蹄类野生动物。他们认为也可以将“畜牧新石器时代”的人群推想为占据平原地区的从事混合经济的农夫，不过其文化心理倾向于畜牧。P．T．Robertshaw和D．P．Collett提出了“中央裂谷地带”畜牧经济类型的发展模式。他们认为，在公元200年—公元300年左右的早期铁器时代，农耕居民进占了作为肯尼亚主要农耕区的东部高地，其时“裂谷地带”的“畜牧新石器时代”人群便从农耕束缚中解脱出来，可以从邻近地区通过贸易来获取农产品，于是有可能增加牲畜并集中精力于专业化的畜牧经营，其生计方式便从农耕和狩猎混合型转化为专业畜牧经营型，从而为专业游牧化奠定了基础。
    Thonras J．Barfield关于游牧文化区的划分体系很大程度上依据于现代民族志材料和自然地理状况，主要反映着现今游牧社会的经济文化特征。Khazanov游牧类型的划分体系则更多地考虑到各地游牧业起源的不同背景以及不同起源背景在游牧类型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文化类型的划分。这一划分体系比较充分地注意到社会发展、文化交流和环境变迁与经济文化特征的形成、发展、更替、变化等方面的“历时”联系，而且与自然地理区域未必完全重合。当然，前一划分体系也同样考虑到历史因素，后一划分体系也必然借鉴现代民族志材料，因此两者有很大程度上的契合。国外学者近来倾向于游牧出自混合经济的观点，列举出气候干旱、气温下降、人口压力、农业扩张、沟渠灌溉、都市发展、聚落扩展、工艺专门化、贸易联系、政治压力、牲畜增加、草埸枯竭、迁徙等方面的动因。Khazanov认为各地游牧业的发生均有具体背景，不过可以归纳为两种途径。欧亚草原类型、近东类型、欧亚北部类型首先是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向游牧的转化基本是独立完成的，虽然并不排斥借用驯养动物和技能。中东类型、亚洲内陆高原类型的起源则是以传播扩散为特征——其他地域的游牧民依仗军事优势等背景向适宜的新环境带扩展，逐渐适应并且最终占据，东非类型的形成大约也属于后者。Khazanov认为，就整体而言，近东类型是在不晚于欧亚草原类型一千年以后的中世纪形成的，但是欧亚草原类型并未对其产生实质性影响。近东类型是一系列战争、入侵、移民和征服的结果，而且不像欧亚草原类型那样几乎占据了全部适宜空间。不过两者的形成也有许多共性，包括均源自混合经济、家畜饲养普遍化和半游牧化；畜牧业普遍化的最初形式均是基于小牲畜的初步饲养；马匹与骆驼功用相似。且都是在经历了一个长期阶段之后最终得以充分利用；在向游牧业转化的过程中，至少是在畜种构成及利用方面均与特殊的气候变化有关；而且两个地区的游牧民从初始即与定居城邦发生密切联系。Khazanov认为中东地区游牧业的起源与近东有很大差别，近东地区独立出现的游牧业与阿拉伯半岛畜牧中心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有关，中东地区则是外部冲击(特别是直接移民)的结果，而且游牧业的分布不及外来移民的分布普遍。同时也受到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就游牧业的经济文化特征和起源方面而言，它是介于欧亚草原类型和近东类型的中间形态。Khazanov认为东非地区游牧经济的建立是一个颇为拖延的进程，而且东非类型的形成过程较之既有认识要拖延许多，其形成与气候变化有关。以上是国外学者关于近东、中东和非洲大陆游牧业起源研究的一些背景材料，其认识对于中国学者或有启示意义。
 
注释：
    ⑴  王明柯：《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二分，1994年。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打印稿)，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2002年。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2002年4期。
    ⑵  Thomas J．Barfield：《The Nomadic Alternative》，1993 by Prentice-Hall．Inc．A Simon & Schuster Comoany．
    ⑶  A．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⑷  P．T．Robertshaw and D．P．Collett：《The identification of pastoral peoples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an example from East Africa》(引文郑君雷译)，World Archaeology 15．1：67—78．1983．
    ⑸  郑君雷：《西方学者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研究的简要评述》，《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3期。
    ⑹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非洲狩猎民族游牧民族》，1982年。埃文思—普里查德著：《努尔人》(褚建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F．普洛格、D．C．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吴爱明等译)第二部分第七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