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当代知识分子研究定位

一、知识分子：覆亡与觉醒

"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在中外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俄国是"知识阶层"这一名词的起源地，其知识分子的始祖是被别尔嘉耶夫称为"18世纪俄罗斯最卓越的人物"的拉吉舍夫⑴，在俄罗斯，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群人，"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被处死。"⑵在法国，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概念主要在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中表现出来。左拉与左拉们的《我控诉》传达了一种新的知识分子的抗议精神，由此，"在思想舞台上，出现了一种新型人物--如同教士、抄写员、诡辩家、博学家标志出其他时代一样，也是新鲜而有特定性的。"⑶这群新型人物就是现代知识分子。而在中国，直到二十世纪末造，"知识分子"仍然还是按照学历来划分的，凡是大中专毕业都可以称为知识分子，这种划分法现在还被广为承认。这样的"知识分子"仅仅意味着学历，与知识无关，更与精神、思想毫无关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在"五四"时期，打倒权威、高扬主体人格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挣脱了"士"的古代模式，获得可贵的现代自由、独立的精神品质。然而，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过程随着启蒙运动的夭折而中断，严重的民族危机使知识分子纷纷放弃独立性而服从民族需要。及至五十年代以后，反胡风、批胡适、反右、"文革"各种运动、思想改造，彻底的摧残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知识分子成为依附在各种"单位"的"皮"上的"毛"，连"知识阶层"这一名称也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更不要说什么独立意识。独立性的丧失同时意味着知识分子使命的丧失与文化尊严、文人人格的溃亡。在长达数十年的历史中，倘若以班达、萨义德的知识分子标准来衡量，以左拉、托尔斯泰、鲁迅为知识分子典范来审察，那么，这一时期不管还有多少博学鸿儒、国学大师在世，千万赤土，六亿神州，几乎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存在。

知识分子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兴起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意味着一个重新审视自身角色，确定自己的社会、历史角色位置的开始。对自身角色的审视源于对历史的怀疑。八十年代是"新启蒙"的时代，当社会在经济社会改革中开始逐渐释放出一定的公共空间，"五四"的后裔们开始对这片狭小而险恶的公共空间的尝试占领。然而困惑、尴尬随之而来：知识分子以什么名义发言？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应该做什么？为什么如此？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合法性如何建立。合法性是一个人、一个阶层作出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的内在依据。只有具有合法性作为支持，其行动才能心安理得，坚定不移，一往无前！相反，如果缺乏对自身身份及其使命、责任的确认，其行动便会畏葸不前，见风使舵，随波逐流。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研究，基本上都是在重新审察知识分子的角色，探索知识分子的责任、使命及其合法性。这是一个"寻根"--寻找古代、国外、现代知识分子典范作为我们现在的行动依据--的过程，也是一个"生根"--在探索中寻求新的社会条件与历史形势中的知识分子行为依据--的过程。就如春秋战国时期孔孟对"士"的期望成为"道统"的源头一样。"五四"开始至今的知识分子研究，是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这一文化环境中，在现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道统的价值参照下，创造、建立一种新的知识分子传统的尝试。

二、知识分子的本土精神资源

"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意味着什么？是一小撮知识精英，还是以教育为标志的一个文化人群？是一种抽象的价值，还是一个具体的阶层？是社会必不可少的清醒者与批判者，还是随着后现代的到来而行将就木的名词？"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做什么？应该成为政府部门中的顾问、技术官僚，以权力去推行他们的理想或劝说权力者推行他们的理想，还是作为边缘人、无权者、流亡者、失败的诸神向权势叫板？应该专注与本专业的研究，为学术而学术，还是应该努力涉足公共事务，对社会做出批评？而他所做的一切，到底有什么内在依据，有何种合法性？这个时代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是"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文化的变迁必然蕴涵了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这些问题正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觉醒之后所不得不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并对自身角色进行不断的自我确认，知识分子才能建立起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创造新的知识分子传统。而重建知识分子的整体品质，最为需要的就是历史的精神资源与价值参照系。



中国古代的道统是当前知识分子精神资源之一。传统知识分子产生身份的自觉，是在战国时代。公元前一千年以内，中国、希腊、印度等一些古老的民族的文化出现一种超越，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墨子，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他们的思想分别构成了延续至今的中西方文化的源头。这一带有世界意义的时代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也有人把这段历史称为"哲学的突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的历史时期萌发一种对人类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感，创建一个"道统"。正如余英时先生写道："'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藉可持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一精神凭藉，即所谓'道'。'道'确立以后，士的特征已显然不在其客观身份，而在其以'道'自任的精神。"⑷"道"就是古代"士"履行他们的社会责任的内在价值基础。由此，中国古代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使命感一直极其强烈，在理论层面，从孟子的"高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士人在历史上一直在对其道德使命做出自我确认。然而，在历史事实层面，传统的知识分子过于依赖权力者而失去经济、人格的独立性，他们一心想通过权力去推行他们的理想，但是自己反而成了权力的附庸。儒学大师礼抗王侯的理论基础是"道"尊于"势"，要求儒生应该为君之师，君之友。在理论层面上，"道"尊于"势"，"礼"可以对"势"造成一定的限制，使它遵从"德"的要求。但是在实际上，"道"却往往是依附于"势"存在的，"道"的宣传者士大夫只是"臣"，"礼"往往只能限制臣而无法限制君。而且，"势"有时也可以被粉饰为"道"的代表。皇帝是"天子"，正如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所说，皇帝"具有神性祭司的地位"⑸，皇帝被赋予宗教性的力量，具有了"道"的意义。在民众的眼中，皇帝代表着天底下最高的权威，具有神秘的色彩。专制制度的不断强化更使"以道抗势"成为越来越危险的事情，也越来越少有践履者。从制度的影响看，战国时期孟尝君门下食客冯驩的"食无鱼"，"出无舆"，"无以为家"的弹剑，已经开始了文人被"养"的历史，科举制的实行与完善更使这种"养士"制度化，由此文人被分为"成功被养起来"的阶层--官僚与"求被养而不得"，"偶失龙头望"的落泊阶层。他们在朝则依附于皇权，在野则依附于宗法势力，臣服于政治权威与文化权威的足下，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而孔孟提出来的舍生取义、弘道立功的理想人格，在历史上极少真正出现。中国"士"的传统缺少一种践履的精神、反抗的人格与行动的勇气。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从理论上弘道的文人不计其数，而真正在实践中弘道的却是凤毛麟角，甚至大多数士在道与势，义与利面前，总是表现出先天缺钙，甘心为奴。在遭遇历史危机的时代，真正捍卫道统的人，例如岳飞、文天祥等，往往被受着同样的儒家教育的"士"们迫害、杀戮。可以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统为我们提供的精神资源相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