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

现代知识分子的源头在"五四"。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反传统运动，"五四"既是以现代文化反抗传统文化，也是以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反抗传统士大夫精神、人格。那时动荡的社会局面为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言说空间，无论如何，对知识分子来说，言说空间是最基本的存在条件，没有这样的空间就发不出声音来。科举制度的废除大大减少了文人向传统技术官僚转化的机会，造就了一大批关心社会并且有相当的言说能力的新型知识分子。文人不再以做官为唯一一途，而可以从事教学、研究、编辑、出版等职业。这使他们得以以独立个体的身份发言。而报刊、杂志的大量出现，则为他们的发言提供了物质条件，并凝聚他们的力量，扩大他们的声音，使他们的批评能够影响社会，推动社会进步。任何一种思想繁荣的局面都离不开言说空间、言说能力与言说载体这三个方面的条件，在专制社会里，专制权力对言论、思想自由的锢制主要就是对思想空间的强加限制与对言说载体--宣传媒介的控制与禁锢。"五四"时期恰恰具备了这三个有利的条件。"五四"知识分子的突出特征是，他们不再以体制中的"士"的身份，而是以独立自由的个体的身份，推翻盘踞在"士"头上的权威、圣人而去发言。与传统的士大夫最大的不同在于，五四知识分子的人格是独立的，他们的声音代表的是他们个人，他们的发言面对的是社会、公众。而士大夫的声音是在"为往圣继绝学"的名义下在"圣人"的言说范围内发出，他们代表的是"道统"，他们的预想听者与其说是民众，不如说是皇帝。历史过去了八十多年，今天当我们把眼光投向历史，"五四"的启蒙思想依旧有极大的魅力，"五四"启蒙思想家的人格、精神，更是令人心驰神往。我们所做的工作，只能是"五四"时期的继续：反思、批判、启蒙。而我们所拥有的现代意义知识分子精神的本土资源，基本集中在"五四"时期，当前知识分子正是站在"五四"形成的文化土壤上发言的，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传统的形成，也必然以"五四"为源头。



三、知识分子的自我角色定位

这是一个"方生方死"的大时代。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正在形成一种即将长久地影响我们的后代的体系，它包括了文化、制度、生活方式等等，而根本在于文化。不管是"中体西用"论，还是"西体中用"论，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胡适的"充分世界化"，还是新儒家的文化本位论，都预示着文化的根本变革或转型，也预示着一种更新的文化的来临。在新的文化传统的形成过程中，知识分子无疑起着关键的作用。徐复观先生说："知识分子的性格，首先是关系于它所承载的文化的性格。"⑹同时，文化呈现出来的性格，也和知识分子的表现密切相关。因此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便显得特别重要。

从理论上，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定位与自身合法性的追问，是寻根的追问。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就是一个创造、建立一种新的知识分子传统的过程。知识分子只有确立自己的内在信念与内在价值，并且寻求这种内在信念与内在价值的合法性，他才能将之外化为行动，并且建立一套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有人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无特操"归结到中国没有宗教，中国人没有坚定的信仰，这种解释有一点是合理的，就在于把信仰视为人们坚定的内在价值支撑，鼓舞人们去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抗争。因为信仰所提供的，正是对自己行动的坚强确认，由此建立坚定的内在价值的合法性。中国古代事实上是以"道"作为士的内在价值，孟子就说过，"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只是在实践中士大夫往往不能做到孟子的这种要求。

今天知识分子寻根同样遭遇很大的困境。在比较有广泛影响的知识分子品格的研究中，知识分子常常被描写为社会的良心，批判性被公认为知识分子的独特品质之一。班达甚至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甘愿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萨义德则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总是向权势说真话，做"总是失败的诸神"。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展现着一种大悲悯大无畏的精神，鲁迅以他的文章和行动展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陈独秀为了反抗专制统治，一生历经坎坷无度入狱而保持着高昂的斗志，知道晚年仍做一个坚定的反对派，迸发出惊人的思想力量。胡适、罗隆基、储安平为了民主人权而坚持对专制的反抗。在专制独裁的社会，思想、文字轻易便可披祸，现代知识分子以他们的道德勇气与批判精神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个光辉的典范。在今天，知识分子为了什么而言说？为了"人民"吗？"人民"一旦被剥落政治加上去的道德光环，便不再神圣。并且，正如鲁迅泣血般的话，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军阀学者。为了"真理"吗？当代人经过了数十年不停的历次政治运动，已经失去了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浩大的底气。现代知识分子发言的底气充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为了"信仰"吗？这个民族向来没有确定的信仰，缺少真正赖以确立一个群体伟大人格的精神支柱。这是一种缺乏内在信念与内在价值的迷惘。在我看来，寻求内在价值的历史源头只能是"五四"。"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强烈的入世使命感。对"五四"思想的所谓一元论模式多有批评的林毓生先生也说："什么是五四精神？那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使中国知识分子以为真理本身应该指导政治、社会、文化与道德的发展。"⑺这种源于儒家理论精神的使命感在"五四"时期得到极大的发扬。同时，"五四"知识分子也体现了现代的独立品质与抗议精神，这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精神。林贤治先生在《五四之魂》中说："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启蒙的先驱者都不曾找到合适的名词为自己命名。五四则为其开出了一张'明确的出生证'，就像这新式名词一样，这批人物，获得了中国传统士人所不具备的新型品格。"⑻这种"新型品格"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重要的思想、精神资源。我认为可以以鲁迅为典型，从鲁迅那里寻找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鲁迅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最痛苦的人，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许许多多迷惘、虚无、痛苦，都在鲁迅那里曾经出现过。那一个矮小的身躯里承载了何等丰富的历史能量，以至于今天任何一个思考着、清醒着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能量。鲁迅是虚无、绝望的，即使每次似乎有希望，他也从来不曾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去拥抱希望，最多止于"尝试着希望"，但其实历史也从来没有给他提供希望的光线。然而就在那样荒芜、黑暗、冷硬的思想世界里，却矗立起一种光辉的内在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不断地反抗绝望，反抗虚无，即使是"和希望搞乱"，即使是遭遇无物之阵，也坚持荷戟徘徊，战斗不已！精神的鲁迅比思想的鲁迅、文学的鲁迅更值得注意。



知识分子群体意识的觉醒及其传统的建立，不止需要一个理论传统，更需要一个实践传统。在中国这片特殊的土壤上，大凡要真正捍卫自己的理想，总需付出相当惨重的代价。因此往往多有理论、口号，而少有行动者，践履者。在西方历史上，即使在险恶的年代，依然有一大批人英勇地捍卫他们的信念，为了他们的真理而把生命送上历史的祭坛。从苏格拉底无畏地饮下毒酒到中世纪宗教裁判所迫害下走向火刑架的科学家、神学家，从发出"我控诉"的左拉到为人民而起义的俄罗斯十二月党贵族，各个国家不同的知识分子都主要表现为行动的传统，从中体现出来那种大义凛然，大气磅礴的精神，使这一传统被赋予丰富的色彩。而中国的道统中实际上的践履者实在太少。余英时先生整理了"士"的传统，在肯定道统的同时又承认"孔、孟以至刘向关于'士'的界说都只能当作'理想典型'（ideal type）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