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间是存在着交感关系的。在社会生活中，一种文化形态与另一种文化形态并不是各自孤零零地存在，而是与对方发生关系的。两种文化形态往往具有一种交感关系，也就是处于相互影响状态。像民间文化与传统文化、处于边缘状态的江湖文化与处于主流状态的正统文化。尽管两种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与力度不等同，实际上是一方处于顺差状态，一方处于逆差状态，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正如20世纪东西方文化的关系。
不应否认，相对弱小的文化形态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会溢出于自身的文化范畴，从而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在“文革”期间，民间形态的许多东西大行其道，比如血统论。而在经济模式、价值观念、社会型态转型期的当代，一种不可忽略的文化现象是江湖文化的一些思考问题的视角和价值倾向，正在以侵蚀性的方式影响着社会，有些江湖性的社会共识正由此形成，而且有些江湖性的认识方式，正被当做时尚。其实江湖文化影响于社会，绝对不是现代才有的新景观，江湖文化影响传统文化、影响社会生活，是古已有之的历史事实。像江湖之义气、结拜、拉山头等，都曾对整个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有一种持续性的影响。今天江湖文化声威显赫走入现代生活，除了原有的江湖文化一些招牌式的特征外，还有江湖一些经典的意识方式与游戏规则。人是社会的动物这句话在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一般说来，人是以两种方式存在着，人以集体的方式存在，又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但是在传统文化背景下，人首先是群体状态的人，然后才能是一个为自己的人。也就是说人首先是一个家族的人、地域的人、某一个门派或学派的人，然后才能显露出自己的特色或个性。社会上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获得自己群体性的方法和途径。比如那些因科举而走入仕途，也就是说加入文官集团的人，他们获得自己群体性的方法是多种路径，正像黄仁宇所说：“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终身不渝。”传统文化背景下，偏偏为各阶层的人等立体式地发展自己的群体性，既提供了众多的方便之门，同时又提供了合情入理的理论依据。
江湖文化对帮派这一利益共同体的历史形成贡献良多。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从江湖文化或者说是江湖现象的显性表现上看，真实的江湖就是由散落于各处的派性鲜明的帮、派、会等构成的。换言之，帮派现象只有在波翻浪涌的江湖才是合理合法而且是旗帜鲜明地存在着的。如果说社会上的各种团体、组织对帮派一说还有或多或少的忌讳的话，那么江湖上的只要是有名号组织，都是在不遗余力地张扬自己的帮派性。情况往往是这样，江湖上的帮会只有把自己的帮派性传扬到全天下都知道的时候，这个帮会才能有巩固的江湖地位，并为人所敬重。江湖人物见面，首先要打听的是对方师出何门，属于哪门哪派，只有对方的出处打探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而且江湖中的人物，从参加帮会的那一天起，就被赋予一种维护、纯洁和传承自身组织帮派特征的神圣使命。从江湖文化所张扬的江湖美德——义来分析，江湖之义最后只能归结于小团体之义。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一个“义”字是有着各种各样思想文化来源的。同样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倡导义，儒家系统的侧重于忠义之意的义，与墨家系统中重在侠义之意的义是不一样的。同时，统治阶层与社会上倡导的义称作基本义的义，与江湖上无处不在的义可以称作特殊义的义，也是不一样的。传统的伦理道德，不管被宣扬得怎么天花乱坠，口沫横飞，在实践层面上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费孝通所讲的差序格局的递减效应，另一是因人不同而变化。对朋友、熟人、陌生人、敌人等，所要实施的义也是各各不同。传统背景下有关亲属关系的称谓以及对社会各色人等的称谓十分复杂，实际上是为伦理道德的“变脸”，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刘备派系中的张飞，不会对孙权讲义气，所谓义气只局限在江湖小团体之内，只是对张扬江湖帮会的帮派性有利。
再从兄弟情谊角度看帮派性的形成。兄弟情谊是义的一种表现形态，也是江湖的一条无形规则，也是江湖给人留下美好记忆的地方。兄弟情谊张扬的是一种伟大的江湖伦理。这种江湖伦理有一个伟大的企图，就是要建立一个同男女之爱同样伟大的感情区域，那就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情谊。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所倡导的侧面，同时也有自己的忌讳之处。因为兄弟情谊正是构筑江湖的凝聚力量，因而江湖世界对于违反兄弟情谊的种种事件都是特别忌讳并深恶痛绝的。《说唐》给我们讲了一个秦叔宝与罗成兄弟之间相互传授武艺的故事。罗成的罗家枪独一无二，秦琼的秦家锏天下无双。他们在罗家后花园练武时忽然萌动相互传授武艺的念头，在相互传授之前，他们赌咒发誓不得隐瞒一招一式。罗成道：“说得有理。哥哥，做兄弟的教你枪法，若还瞒了一路，不逢好死，万箭攒身而亡。”叔宝道：“兄弟，我为兄的教你锏法，若私瞒了一路，不得善终，吐血而亡。”他兄弟两人并没有按照所盟誓言去做，罗成与秦叔宝各自保留了一套最拿手的绝招。结果他们的结局就如他们当初所赌咒的一样。对于兄弟情谊有一丝一毫的亵渎，都有可能招致最严厉的惩罚。
兄弟情谊一般用结拜的方式证明和巩固下来。由于江湖伦理对于兄弟情谊的过分看重，就很容易使兄弟情谊变成兄弟间的无条件友好，这样兄弟情谊过度到帮派性就是非常方便的事情。帮派性的前提条件是眼中只有自己的兄弟，千方百计维护自家兄弟小团体自身的利益，把其他所有规则和考虑都可以抛于脑后。帮派性是兄弟情谊最坏的一种结果。帮派性张扬的是个别的义，也就是派别内部之义。这种帮派的个别义，是以可以对江湖其他成员不义为前提的。帮派性的存在，很有可能会对江湖道义与江湖伦理造成伤害。兄弟情谊与帮派性其实不是互相矛盾的。帮派性是兄弟情谊极有可能发展的一个结果。

人际往来上的江湖化与事情处理上的江湖化，这些都是泛江湖主义之表现。称兄道弟，表面看来是表现了伦理文化的发达，实则是江湖结拜现象的一种延伸。古代的政治、现代的政治都免不了与江湖文化的勾连，古代的读书人与现代知识分子也不能拒绝江湖文化的影响。就说现代知识分子吧，这些看来与江湖文化相距最远的人，也会在不经意间，表露出一些江湖的气息。那些初次交往的有学识的人，一般都是称对方为先生，以示尊敬。但在不断加深了解，相互变得熟识以后，先生的称呼就显得太文气，就会以“兄”字来接替先生所要表达的尊敬之意。这个给感情发展留下无限弹性空间的“兄”字，不同于江湖上赤裸裸的“大哥”“老大”的称呼方式，但实际上已具有了要与对方进一步发展兄弟情谊的江湖意味。那些以这种方式使用“兄”的人可能并不一定自觉到其中所潜藏的文化含义，但也正表明了江湖文化跨疆域的影响力。说到现在的香港演艺界，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称呼及他们的名号上，就能感到一股极浓郁的江湖气息。“大哥”与“大姐”这是一种叫滥了称呼方式，“大哥大”、“大姐大”已变成了对有实力人士的一种敬称了，而直接来自于江湖的“天王”或是“小天王”已成为对有突出成就演艺界人士的的一种命名方式。对于事情处理的江湖化在现代生活中也有诸多表现，就是把所遇到的事情以江湖的方式处理，只以感情论是非，只以小圈子论短长，只以兄弟拍胸脯，把需要用理性分析、定位的问题用江湖处理，这种做法有一种江湖的爽快成分在内，但这毕竟是一种低俗的处理问题方式。
泛江湖主义在当今社会的再一个表现，就是颇具力感的效果性词汇的泛滥。越界地使用江湖词语或者费尽心力去发展江湖化的词语，这已经成为今天社会语言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除了具有江湖意味的中心词比如像“老大”、“摆平”、“搞定”、“灭”、“废”、“扁”在今天独领风骚外，也带动了一批具有江湖动感词汇的发达。这些语言又反过来营造了我们对社会的体验和认识。
泛江湖主义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并不是现在才有，而是古已有之。像颇有江湖阅历的朱元璋，就试图要与朱熹攀亲；出身草莽的张献宗直截了当地就要与张飞连宗。这当然都体现了一种江湖的豪横。后现代主义是舶来品，它所蕴含的许多精微而复杂的内涵，泛江湖主义都可以不屑一顾，泛江湖主义在对既定规则的解构方面，是把具有一定虚无感的后现代主义引为同道的。后现代主义是洋气的，所以在许多时候我们会感到泛江湖主义闪现着时尚的光芒。在日常生活中，泛江湖主义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把问题推向一边而露出一脸的无奈。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说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