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明清以来黔东南地区的破坏更加严重。[7]光绪初年在政府缓和社会矛盾、鼓励生产等措施下，黔东南粮食经济生产得到很大恢复，一些河谷平坝地区经济经过长期耕耘还成为著名的粮食主产区，如黎平、天柱、古州大坝等。 
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尽管起伏跌宕， 但其区域开发不断得到加强是不可否认的历史潮流，中央行政力量和汉族移民开发最终还是促使该地区不断得到发展。从技术层面上讲，清代是黔东南地区粮食品种增加和新型水田面积扩大的重要时期，这与以上两者力量的深入有着密切关系。在粮食种植作物方面最大的成效便是旱地高产作物的广泛引进，使区域粮食结构、产量和经济生活、生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康熙《思州府志》、乾隆《镇远府志》等物产记述表明，玉米等作物已经广为种植。嘉道至清末玉米、甘薯、马铃薯等的种植在各地均有明显体现。至此，从明直至民国前夕，黔东南地区在各期经济开发过程中形成了以下粮食种植变迁模式：由原生态民族相对较少种类的糯稻、谷类、麦类种植发展到多民族共同耕植的、适应多样自然环境的粮食种植格局； 在土地利用和经济地理分布上又体现出“少水田、 多旱地——水田激增——水、旱田地共同普遍扩增且向山地大面积推进” 的态势。经济开发的社会环境、移民与人口、作物品种等明显地成为以上两种发展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 在生境方面，民族生存发展能力和适应环境得到加强，确立了农业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清代黔东南水稻品种和种植分布仍保留有极大的传统成分。据《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农业志》（1993）的统计，当时水稻已有糯、粘之分，各府州厅县记载的稻谷品种籼有24 个、糯有 18个。而糯稻、糯禾的种植主要分布于黎平、下江、永从、古州、雷山、台江、剑河、丹寨、施秉、黄平等地区，籼稻种植主要集中在镇远、天柱、锦屏、麻江一带，虽然具体种植面积难以查证，但黔东南中南部等比较多的种植糯稻是可以肯定的，在众多史籍中也有所反映，如《黔南识略》卷 12 载镇远等地“（苗）男勤耕作，种糯榖”，卷 13 称苗疆腹地的台江等地“苗人惟食糯米”；乾隆《贵州通志》卷 7《地理志》也称“（黑苗）食惟糯稻”。所以尽管明清黔东南粮食作物品种呈现出逐渐多样化的特点，但仍是著名的“糯禾之乡”，糯稻在民族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  生境（habitat），又译“栖息地” ，是生物生活的空间和其中全部生态因素的综合体。可概括为某一类群的生物经常生活的区域类型，也用于具体指一个体的生活场所，强调现实生态环境。
[2]  杨伟兵：《云贵高原环境与社会变迁（1644-1911）：以土地利用为中心》，第82页，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论文2002年。 30万客民人口数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清 民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
[3]  2003年7月笔者至黔东南考察，承蒙锦屏县档案馆王宗勋先生领见一二，该馆藏有近两千余件林业契约。
[4]  详可参见：（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6《黎平府》、卷1《安顺府》、卷2《兴义府》，《清宣宗实录》卷40，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道光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条、七年九月十八日条等资料记述。
[5] （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1《骆为香奏疏》；民国《八寨县志稿》卷28张广泗《汉覆苗疆善后事宜疏》。
[6]  据乾隆《镇远府志》、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黔东南州志·粮食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该新志资料由大量档案资料和统计局资料等编纂而成，以下粮食志、农业志等数字资料性质同）。
[7] （民国）凌愓安：《咸同贵州军事史》第1编《总论·绪言》、第26章。